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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苍、满头白发的人也笑出了童颜，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春天。

　　　　我的白发虽未满头，可终究不再能享受空中翻转的乐趣了，随着众人步入“茶道”的锦屏内。

　　　　这里的“茶道”表演，是专为向外国朋友介绍而设立的。真正的“茶道”，总是在幽静的庭园内、古朴的茶室中举行。那“茶室”我见过，桂离宫中有，志贺直哉的故居中也有。多是茅顶木壁，不加粉饰，屋门比一般房门矮，客人进门要躬身，以示谦虚礼貌。以前，有位学过“茶道”的朋友，曾向我介绍过详细情况，我已大部忘记了，只仿佛记得连怎样走路、怎样侧耳听那从井中汲水的声音，怎样拍门都有一定规矩。这一切在多摩川的表演中自然都免了，因为除去表演者全是名门闺秀、行家，客人多是门外汉。陪着我们的几位日本青年朋友，似乎也并不都精通此道。当然，他们总比我强得多，比如端过碗来要转三圈，双手捧起，用三口饮尽，最后一口应当发出啧啧声，饮完要说一句：“真香啊！”就都是立野惠子女士现教我的。当我接过碗来要往嘴边送时，她像救火一样拦住我的手说：“可不能这样喝啊！你听我说……”

　　　　尽管出了洋相，我对这项活动还是兴趣盎然，因为解答了我存在心中几十年的一个谜。将近三十年前，我看见过一幅宋人的名画，题作《斗茶图》，画上画的却是一个人守着一副馄饨担子，周围几个人各端着一只饭碗。好多年来，想起它，我就纳闷，宋朝人何以要把吃混沌或是喝粥称为“斗茶”呢？总想找明白人问问，可是要命的大事都应接不完，哪有闲空去问它！这一次我弄明白了，那像馄饨担子似的器具原来是装茶的茶筒和煮茶的茶炉。茶磨成粉状，煮成时碧绿浓馥，看去像鲜绿的豆汁，正是盛在饭碗大小的碗内，才能双手捧饮。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千余年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国有许多失传了的风俗习惯，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茶道”是其一例。

　　　　离开“茶道”表演，去看“水中芭蕾舞”时，穿过一条两旁林立着食品摊的小街，煎饺子、葱爆肉、炸香肠，露天临时搭了彩棚，油锅吱吱响，很像中国的集市。一位朋友问我：“这景象你该是熟悉的吧，你不是在日本的小城镇住过吗？”我笑着说：“那个时候，日本的正式餐馆里卖的也是代用食，豆腐渣、萝卜缨、带阿摩尼亚味的鱼羹，哪里能见到这些！”他拍着手说：“糟糕，代用食这个名词你不提我当真忘了，这是不该忘的！”

　　　　“水上芭蕾舞”的剧场与普通剧场没什么区别，只是它的舞台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水柜，灯光把水打成各种颜色，演员在水中以各种优美的动作表演离奇的剧情。我们看的这出戏叫《黑珍珠》，是珍珠仙女战胜恶魔，夺得爱情和自由的故事。可惜我精神不集中，总以一种看魔术表演的心情去猜测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先以为它前边是透明水箱，演员在箱后表演；后又猜测连那水也是用灯光伪造的。到后来谢幕了，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穿着潜水服、戴着氧气瓶从水中浮上来，一面还冒着气泡，我才知道自己估计得全不对，而戏也演完，我连个完整印象也没留下，只像是看到了一些各不相连的梦境的片断。散场后，剧团负责人到我们面前来表示谢意，感谢中国朋友欣赏了他们的表演，问我们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说：“像梦一样美！”这评语竟使主人意外地高兴，她说日本是个岛国，和水的关系太密切了，这使她产生了在水中进行艺术表演的设想，于是她就试验了起来，终于成功了。目前这还是世界上独有的一个水中舞台。我们向她祝贺，她说唯一敢于接受祝贺的理由是这种表演至今没发生过一次人身事故。至于艺术上、技术上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我们正在闲谈，日本电视台的朋友走来商量，想请我们和“武士”们一同走一段路，他们想录制节目。盛情难却，答应是要答应的，可是说老实话，我对武士实在好感不多。日本历史上的真正武士我没有见过，在电影、小说中见的一些，倒也不乏见义勇为的好汉，可是以“武士道”为名的军国主义分子我是见过太多，印象也太深了，那种反感怕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几位身穿和服、腰挎长刀、挺胸凸肚、迈着八字步的武士走近来时，尽管他们笑容可掬，我还是像背生芒刺，连礼貌性的笑容也装不出来。我想，日本有句格言，“花最好是樱花，人最好是武士”，如果只留上半句就好了。所以电视录像机一关上，我立刻就离开了他们。我们转了一阵，走到一条短街上，这里是按江户时代的街道复制的建筑物，旅馆、酒店、水车，全然是数百年前的古风，我真庆幸能见到这些被摩天高楼从江户城内挤出来的真正的日本风貌。这时近旁传来了哄笑声，日本朋友告诉我，那是仿江户时代的武道场正在比武，可以去看一看。我挤进人群一看，原来就是刚才与我们同行的“武士们”正在拼杀，他们每人的对手都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有白种人小朋友，也有日本小姑娘，武士发给他们一把刀，把着手教给他们怎样劈，怎样刺。然后就对打起来。比赛中“武士”总要找机会把肚子腆出去，让小朋友的木刀刺中，所以每一场对打都以武士失败告终。那些梳着马尾巴、戴着小草帽的孩子看到高大魁梧的武士，被他们杀得啊啊叫着趴下时，高兴得又跳又叫，甚至拉着武士说：“起来，再叫我杀一回！”

　　　　我也笑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大笑。“武士道”，这个曾为中日两国人民，以致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妖魔”，终于演变为逗孩子们欢喜的丑角和演出古代风俗的俳优，变成无害的东西了。我很为方才冷落几位武士抱歉。历史是个筛子，总要把人类创造的美好遗产留下，把有害无益的夹杂物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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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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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乡平原

　　　　——为一张照片写的补充说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笔后我习惯地翻阅当天报纸，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现一张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几个农民挑选布料和针织品，说明写道：“山东省平原县去年农业又获丰收，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读者可能随便看一眼就放开、忘记的。

　　　　然而我激动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泪水把手背沾湿了。

　　　　中国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这地方，自战国“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这是第一次“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头一次被当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来，登在报纸上，向整个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泪、怎能不失眠呵！

　　　　我很想找个人谈一谈。邻居已经睡了；是不是去打个传呼电话，把女儿从床上喊起来谈几句呢？

　　　　这孩子还算老实、俭朴。可我担心她不会把这“二百八十元”的数字当回事。会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块钱么？”

　　　　是的，我们国家尽管穷，一个大学生毕了业，第一年工作就会“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达到六百多元。比起经济发达国家来并不算多。他们也还不大满足。把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里，也有他们的理由。

　　　　我并不赞成那种刻板的、向后看的“忆苦思甜”运动。但是，难道不应该叫孩子们知道，这二百八十元对他们的祖父、曾祖、老祖宗们甚至对他们的叔叔、伯父们说来意味着什么吗？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艺在平原东乡是出名的。他生了五个儿子，可饿死俩，还卖了一个。我父亲十来岁给人放牛，冬天赤着脚，冻僵了就把脚踩到新拉的牛粪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梦到过“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时代？

　　　　“七七事变”那年，我已六岁。中央军一队又一队穿过村子往南撤。乡新们把麦种都碾了，磨了，婶子大娘连夜烙饼、蒸馍送到军人们手里。求他们不要走，不要把祖坟和百姓扔给外国人。他们吃饱了说：“往南撤是委员长的一计，不出一个月就打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平地拉起数不清的土匪团。“张八军”，“胖娃娃”，枪口挂着红绸，肩上扛着铡刀，进村后先杀猪打酒，然后把村民赶到打麦场上，把几个上年纪的捆起来，脖子卡在铡刀刃下，宣布“马上给我们筹一百大洋给养费！过十二点凑不齐就开铡！”新媳妇摘下包银镯子，老大拿出银挖耳勺，一个鸡蛋、一筐线穗地凑这一百大洋啊！那时候二百八十元是几条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价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军”到了，带来了数不清名目的汉奸队。烧杀抢掠之后，汉奸队要给养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们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抠不出一百大洋。他们不像电影上的汉奸们那样阔气，非吃鸡鸭鱼肉不可。他们要给养只要高粱饼子、棒子窝窝，一次几十个，半拉的也行，发霉的也要。但为这个，老百姓也还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几十个高粱饼子也拿不出来。日本人抓夫修据点，开公路，地里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树皮，种田人忘记粮食的模样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买多少粮食，只记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邓某人死了，是饿死的。死后人们发现他屋里还藏着两口袋麦子。人们当笑话说了多少年，笑他宁可饿死也不肯动这两口袋粮食。我长大之后，终于明白了这秘密：他是“首富”，是“乡绅”，凭这地位他在村里说话说上句，拉屎占上风，汉奸政权也高看他一眼，收税要差对他总客气些。而他所以能有这点特权，就是比别人多这两口袋粮食。他是宁舍命也不舍这高贵的首富地位的。

　　　　两袋麦子卖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旧社会，人们盼清官，说是“官清民自安”。我们平原是有过清官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是当皇上的材料，该算清了。可他在平原当县长却没什么作为，最后只得从下水道溜出城开小差了事。颜真卿是个爱国名士，毛笔字写得尤其出色。他当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块“东方朔画像赞碑”，至今由文化馆替他保管，在改变县民受苦命运上并没留下可称道的记载。民国年间似乎也有位县长政声不错，每到问案就脱下鞋来亲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却有几千人饿极了去抢大户，拉起杆子当“匪”。

　　　　这么苦的地方，人们活不下去，就只好四处流窜。于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管直系奉系，南军北军，打枪拼命的大兵多说山东话；天津卖水的，北京掏粪的，铁匠炉，锅饼铺，打拳卖膏药，唱曲闯江湖的大多是齐鲁方言。我父亲给张大帅扛过枪，和“骆驼祥子”搭过伴，所以我才能写两笔京津风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个乡亲，当雇佣兵和伙夫走遍欧美两洲，最后落在东京街头摆地摊，卖“各国西餐”（全是“兵营风味”的食品）。

　　　　“越穷越革命”这句话，后来遭到滥用，不大兴时了，四十年前在我们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