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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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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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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布查尔的锡伯人
我在伊犁访问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个县是由于一件传闻引起我的兴趣的。
清朝后期，满洲人多已放弃使用满文和满语，到六、七十年代，想要找几位精通满文的人才从事清朝档案文件的研究已感困难。周恩来总理为此曾作过指示，要民族学院开设“满洲语文”专业。就在这不久之后，出现了下边的传闻：有位老学者去故宫办事，忽然听到有一群人说说笑笑，全用的“满语”，而且他们每到一处，都大声地把门额上的满文念出来。念得准确无误。老学者还以为是几个自己的同辈同行，走近一看十分惊讶，竟是一群十几、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他问小伙子们：“你们这满文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他们说：“在家里学的，跟爸爸妈妈学的。”老学者问：“你们的家在哪儿？爸爸妈妈是作什么工作的？”他们说：“家在察布查尔！爸爸妈妈是锡伯族社员！”人们从此才知道在新疆的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两万人至今仍使用活的满洲语文。这传闻到底有几分可靠，不大清楚。不过今天中国各大学，凡开“满洲语文”课的，其教员多是来自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同胞确是事实。
为什么要说是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因为在东北的吉、黑、辽三省，在西南的云南边境，皆有锡伯人居住。唯有察布查尔的锡伯族才用满洲语文。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是一七六四年奉乾隆帝的圣谕由吉林和沈阳迁来的。皇帝当时命令调拨八个“牛禄”锡伯军人去新疆保卫边防，八个“牛禄”共有一千名士兵，二十名军官。加上军人家属，共五千零五十人。一七六四年四月十日从沈阳出发，一七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伊犁竟变成五千四百人了。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生了三百五十个娃娃。这五千多人从此就一边开垦，一边戍边，在新疆扎下根来。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时，人口已达到八千余人。我到察布查尔时，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书法家协会理事等锡伯族干部和我座谈，告诉我今天他们的人口已达一万七千人。解放后三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我说：“国家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你们人口过几年还会增加吧！”他们却不这么看，这里锡伯族同胞文化水平高。解放三十年来，这一万七千人中进过中等专业学校以上的人有一千多人，平均每一百个中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上过中学。知识分子越多，持“多子多福”观点的人则越少。人们想多挤出点时间生产和学习，自愿控制生育的人也比较普遍。
锡伯族人好学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来到新疆之后，生活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和汉人之间，成了少数民族中的最少数。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坚持使用自己用惯了的满洲语文（锡伯族早在明朝中叶以前就使用满语满文）。为了与各民族友好相处，不得不同时又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几百年下来他们个个成了天才的翻译家。如今的察布查尔锡伯人，很少人不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多半都会使用汉语、维语、哈语。有些人还会俄语和蒙语。他们保存了较多的本民族的风习。比如骑马射箭，至今是他们最普及最热爱的体育项目。我国射箭运动的许多教练员和优秀射手都来自这个民族。我对察布查尔干部说：“你们出了这么多翻译家，这么多好射手，真值得骄傲。”他们摇摇头说：“锡伯族人民最值得骄傲的倒不是这些。”
“那是什么？”
“我们从一七六五年到达新疆，国家就把这一段边界线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二百多年来我们没有后退过一寸。没有一个锡伯族人离开过自己的神圣岗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肩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职责，这才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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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这是新疆人引为骄傲的两宗宝物。
我去了一次吐鲁番，再吃吐鲁番的葡萄，觉得不是一个味了。以前，只觉得这葡萄，尤其是葡萄干实在甜，现在觉得除了甜，还品出一点别的味道。
我到吐鲁番时已是初秋，可是午间室外气温仍在摄氏四十度左右。又热又干，那滋味大概近于北京烤鸭店烤炉中鸭子尝到的滋味。我毫不怀疑要一个劲儿地在戈壁滩呆下去会获得烤鸭的肤色。很想找个葡萄棚躲一躲，享受一会儿阴凉。然而放眼望去，只见灰白色的戈壁，赤红的烈焰般的火焰山，没有草，没有树，几乎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同行的朋友指点我看那一堆堆的坟包似的砾古堆，叫我在想象中把这些砾石堆联成一条线。顺着这条线走下去就会找到人，找到牲畜，找到绿荫，最后就找到了葡萄！那地下是“坎儿井”，砾石堆是当年人们挖井时提上来的砂石聚成的。这条想象中的水线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吐鲁番古名火洲，是个深井式的盆地，北风挡在山外，气温奇高。没有树木，没有湖河，赤裸裸的戈壁，太阳一落散温也快。这昼夜的温差就增高了葡萄的含糖量。鲜葡萄摘下来，挂到四面透风的阁楼里，一下子就被干燥的热风吹成果干；不失果香，不损糖分，不变色泽。这真是大自然赐与吐鲁番生产葡萄的独一无二的好条件！
然而，水是一切生物的基本要素，这里雨量却少得近于零；人们有时看到乌云聚集了，看到电闪听到雷鸣了，甚至望见高空中的雨丝了……这雨却落不到头上，在半空中就蒸腾挥发，变作轻雾飘回天上去了。人要饮用，田要浇灌，只有去搬天山的雪水。这么长的流程，这么干热的气候，这么暴烈的日光，有多少水也会在输送中耗尽的！但人终是万物之灵，他们要生存，要抗争，要把自然改造得万物皆备于我。不知走了多少弯路，流了多少血汗，到底摸索出一条堪称创举的巧招——把水渠修在戈壁滩的地下。于是吐鲁番的特殊气候成了有利条件，于是吐鲁番人向世界贡献出了颗颗绿玉般的葡萄干。而吐鲁番和它的人民也由此而举世闻名。
从吐鲁番归来，每当再拈起那甜腻腻的葡萄干，我就不由得惊叹。在那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施工机械的年代，人们匍匐在暗黑的地下，一镘筐一镘筐地挖起砂石，提到地上。一个砾石堆衔接一个砾石堆地挖下去，要有多强的决心、多高的信心、多大的耐心呢？吐鲁番的特殊气候，只是对强者来说才是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吐鲁番人的祖先如果没有硬要和这干旱燥热的气候争个强弱的气概，不仅我们今天不会吃上这绿晶晶甜蜜蜜的吐鲁番葡萄干，这块地区是否列入有人居住的地带都说不定。
下边再说说哈密瓜。
中原地区的葡萄，是张骞通西域后才由新疆引进来的。汉民族最早用葡萄为装饰物，就是出名的“海马葡萄镜”。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女尸肠子里却有甜瓜子，可见甜瓜在中原安家早于葡萄，显然也不是从西域来的。我在兰州、安西、乌鲁木齐、伊宁全吃了甜瓜，没有一个品种和河北山东一带的“蛤蟆苏”、“老头乐”、“三道梁”相似。这里的甜瓜，大如几十斤一个的哈密瓜，小的如一二斤重的“黄旦子”，模样儿、味道都与内地的甜瓜不同。总起来说，这里的瓜肉细、汁多、味甜、香浓。在买的时候，几乎用不着像在北京买瓜那样又要敲，又要听，又要闻。随手拿起一个，掰开来就是熟透的上好佳品，大部分是软瓤儿。
这地方不仅瓜多、瓜好，而且便宜，所以从一下飞机就和瓜结下了不解之缘。旅馆里朋友们在床前地上事先就堆了一堆瓜。出外访友，友人掀开床单，从床下一大堆瓜中拽出几个就够吃一个夜晚。
至于乘汽车做长途旅行，那更是非带瓜不可的。戈壁滩上，几个、十几个小时赶不上饮水处，不带着瓜是要遭难的。瓜成了这干旱戈壁的必备品，而这干旱的戈壁与沙漠也成全了瓜的品性。为什么西瓜甜瓜长得滚圆而多水？就因为它生在戈壁滩上，瓜熟蒂落之后便于被风吹得满地乱滚，一旦撞碎，它的一腔水正好滋润撒下瓜子的一块地方，便于瓜子萌芽，扩大它的生存空间。这滚圆溜滑的形体当然为装卸工人带来了麻烦。古时人们装卸西瓜只能抱起来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接力传送，人们也许就从此得到启发而创造出了篮球和它的玩法。世界上许多好的结果，常常倒是不利的条件逼出来的。
到西域两个月，比我过去几十年加在一起吃的瓜还多。这么香甜的瓜，不仅以前从未吃过，以后怕机会也不多了。这次吃了许多地方的瓜，我以为安西的最好，新疆的黄旦子虽不被当地人看重，我也极喜爱。兰州的白兰瓜则更是独此一家，决非其它瓜所能代替的。
那么哈密瓜呢？你不是要谈哈密瓜吗？
这次我只在哈密车站过了一下，没去哈密城，作为一个品种，“哈密瓜”我是吃到了，很好，简直是神品，但未必是哈密产的。据说哈密也并不产瓜，真正的哈密瓜也是来自鄯善。只因当初这瓜进贡到北京，皇帝吃了叫好，问是“什么瓜”，周围人谁也叫不出名来，听说是哈密王献来的，就随口说“这是哈密瓜”，从此成了它的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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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行
大伏天，热得像下火。不少朋友趁假期往北方走，我则背道而驰去了山东，为的是了却一桩心愿。四年前因受《人民日报》上一幅照片的激励，去访问我离别40年的祖籍。看到家乡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多元，吃穿无虞，忍不住写上两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诉说我心中的惊喜。人均400元是我家乡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高收入”，有吃有穿有新房子住，家中还放了洗衣机、电视机，尽管因缺电只能当摆设，也是我们祖辈没有过的“高消费”了。文章发表后，就招来散居在全国各地平原同乡的鼓励，他们要我过一阵再回去看看，再报告一下家乡人民温饱以后的新发展，我也答应了。可是一晃就是四年，再没回过家乡。
山东平原一带以种棉致富，这两年对棉花生产作了政策性的压缩。棉花种少了他们还能保持400元以上的收入吗？我不懂经济，但天天读报也学到一些常识，知道农村只有加入商品生产系列才有更大出路。那一带在这方面怎样呢？四年前我去时看到已有人在找新的生财之道，虽然发了财，可也提着心。有的理论问题连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也还拿不稳。平原城边某个小村，有位蔡胖子，原是拖拉机手，实行改革政策后，辞去职务，自己搞运输。两年时间，自己有了一辆大卡车，一辆拖拉机，还开了饭店、土产货栈，盖起一幢水磨石的大宅子来。蔡胖子富了之后，很为地方上作了些好事。防汛期间，他免费送民工上黄河工地；送肥季节，他主动帮村里人送肥；还安了一个开水锅炉，本村人打开水一律免费。县里领导对蔡胖子敢于致富和致富后的表现很赞赏，也相当关心，可是却极少宣传。我去访问，发现蔡胖子是个聪明不外露的人，胖乎乎、笑嘻嘻，一脸朴实忠厚相。他向我介绍他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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