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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一笑，毫无要写它的念头。那时我尚不熟悉所要写的人物，对文物行也缺乏知识，没有创作冲动。

　　　　“*****”中，无书可读。我订了些《考古》、《文物》之类的书刊，弄找些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几位文物界、戏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闲谈之中，我学了不少旧北京的风习世故。有一位书画业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帮他把造假画和鉴别书画的经验写成文字，以供后人借鉴。我答应了，可总以为闲功夫有的是，没有急于行动。去年春天我外出半个月，回来后在陶然亭便见不到他了。一打听说是回乡下看儿子，着了点急，得了脑溢血，死在乡下了。我听后失悔不及。本来我对他被排挤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这一死更加惋惜。前两年我们群中还死了个钱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怀绝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的人物，稍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那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得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样。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豆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了，写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得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更好的化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上讲，当然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我以为，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烦处，远的是非少一些。当然，以我这种舍近求远，见困难就躲的办法实在不可取，今后要改掉它。

　　　　最后要说一点，就是“画儿韩”与我的另外两个短篇（《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都是我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继续试验下去。

　　　　附带说明一句，“那朋友”把这事当作自家实事讲给我听，没有说他是否有所创作加工。若有所创造、丰富，按理我应当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边。此人姓赵，名岳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为鞍山话剧团演员。十几年前讲他内兄这段事时，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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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由之

　　　　我很少读文学界的争论文章，对许多事情很胡涂。比如文学的雅俗之分，界线在哪里？就极不明细。年轻时学《诗经》，老师说：“国风”原是古人的顺口溜，即今天的快板，我想这是俗文学无疑了。近年碰到位青年新潮诗人，雅得够份儿，他说凡是读得懂的诗必定俗，他决不读，我问“诗经的国风算什么？”他说，“当然是雅文学，读不懂么。”“国风”和这位诗人到底谁俗谁雅，闹得清么？再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我一直把他当作雅之又雅的大作家，我读过他的全部中译本。常常故意在以洋为雅的朋友中卖弄一下，以示自己也不俗，连革命导师恩格斯都肯定过，这还不保险？谁知有次我在一个法国作家面前谈巴尔扎克，他却客气地说：“唔，巴尔扎克是我们最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家之一，你喜欢他我很高兴……”

　　　　至于中国古典小说，那就更难说了。皇帝们开科取士，只考论文和诗，从来不考小说。可见中国古人把一切小说全视为俗文学的，连我们今天奉为经典之作的《红楼梦》、《水浒》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当代小说和它的作家分清两类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进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划错了会得罪人。我曾热情地赞扬一本小说是当代通俗文学佳作，作者听说后极为不满，以为我有意侮辱他。从此我不敢再乱捧扬，好在这是评论家的事，不介入影响不了饭碗的。我自己写小说，是瞎猫碰死耗子，怎么顺手就怎么写。从来没发誓要当“俗文学家”或雅文学家。不过一入这行，碰巧就在老舍、赵树理手下当差，耳薰目染，受点影响在所难免。我二十岁那年，头一次去树理同志处汇报工作。临走时请他介绍几本书供我学习。那屋里有书架。不过他的书大部分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在沙发上乱堆成一个小山。找书时他就一本本从这个沙发扔向另一个沙发。扔了十几本，抓住一册《七杀碑》。他说：“你看看这个，这书思想观点可能不对，可是写得引人入胜，读者爱看，学学他的写法大有好处！”

　　　　也是这一年。我写了篇稿子交编辑部，编辑部认为可发，就送给老舍先生过目，老舍看了把我叫去说：“不行。这样就发出去多寒碜！拿回去出声念两遍，看上口不上口。那儿不上口，把它捋顺了！我告诉你，文章啊，念着不脆磞看着就泄气！”

　　　　写小说要“引人入胜”，文章得能“上口”，这种理论我是头一回听说，但从此也就养成了个习惯。写小说从结构时就从读者角度想一想，怎么个章法读起来有趣；写完了念两遍，看看把话说利索没有。把老舍和赵树理列为“通俗文学家”是近年来文学新潮中的论调，那年头还没这个说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会向他学习，别管什么家，文章写到老舍、树理的份上极不易，不信试试。

　　　　其实我年轻时倒是极想混入雅群的。那时我读西洋文学，特别是苏联很入迷，认为树理同志式的小说手法有点不时髦。所以在写作时我极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点，明明是“一条白狗”，我得写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饭”得写成“正在吃饭的他。”觉得这样才时髦，才够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悬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属实，后来，具体说是二十多年后，年岁大了，书也读懂一点了，再看自己这些装腔作势的文章才感到害臊。从此就立下两个宗旨，中国人写小说，头一条要把中国话说得像中国话。这么条简单道理弄了半辈子才明白。办起来更不易，得下点功夫。二，小说是叙事文学，中国人叙事有中国人的习惯，怎么叙得叫人爱听，想听是个学问。当然要学习外国同行的长处，但以学得看不出出处为上，这样弄了几年，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有点看头，有点特色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三高”的翻译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凯、高莽也。他们三人的译作我读得最多），暗自感到点安慰。大概也就因为如此，才有了点民族化、大众化的意趣。我读过一些被认定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几位还有幸相识，我很钦佩他们的作品，论功力、才情、学问，都不可多得，不是轻薄几句就能抹杀、自命不凡就可超过的。

　　　　我向来怕介入争端。说以上这些，也只是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别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国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有你无我，党同伐异。有这工夫花在写作品上比花在宣传主张建立门户上强，这是我个人的主张。

　　　　198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