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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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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的，还没看清它的过程已成普及之势，光看衣着和行为是找不到起因的。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唤起了敬人和自尊意识，各人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喜好，但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要紧的是先吃饱肚子，人只有在没有冻饿之忧，没有被迫害之虑时才有闲心追求生活情趣，有热心争取健康长寿。想想，为什么十年前公园里只有红袖标和样板戏呢，那时不就只有他们才活得有滋味么？
我有些海外的亲友回来，在摩肩接踵地看过那些固定的旅游点后，我总是建议他们起个绝早，到北京的公园里去看看，那里没有什么粉饰，但能看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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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年话
去年春节我是在香港过的。人们见面都说
“恭喜发财”
“心想事成”，使我重温了一下儿时的过年气氛。想起小孩子时过年情景，有些是很叫人败兴的。
一进腊月就不许说丧气话，这自然是好风气，图个吉利嘛。大人们已经练就了一套说拜年话的本领，自然应付自如，可就苦了孩子们。
明明馒头火大了，蒸裂了嘴，你刚一说：“瞧，裂了！”马上就遭到迎头一击，
“这孩子，不会说话！要说馒头笑了！”你看到墙上有块地方掉了墙皮，刚提议：“拿张画儿把这窟窿堵上。”又犯了忌：“大年下的怎么说堵窟窿呢？”真是动辄得咎！
大人们既把人运财运的兴衰全寄托在说话用话上，却又不编一部
“年话辞典”，颁布一个
“禁忌手册”，一切全要孩子们自己去揣摸：一句话说错便给你颜色看。
他们倒也遵守一个惯例：在过年期间并不打孩子。那口头威胁也够呛。
来不来就说：“我现在不打你，给你记着，过了正月再说！”孩子们听这种话，无异于有的人在
“**”期间听到宣布
“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时的滋味，整个过年的欢乐心情都被破坏了。对这种高压行为，我嘴上不敢说，心中是颇不以为然的。
心想我长大之后，一定在过年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过了些年，自己也成了大人，并且也倒了霉，方才体会到人们何以会有这种战战兢兢的紧张心情。
大人们在过年时极力编织一个吉祥的希望来支持自己挣扎下去，小孩子一语会捅破他们的梦幻，当然要极力去避免。
这种种禁忌不是贫穷逼出来的，至少也是对前途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现在的孩子们是大大自由了，不大会在过年时说句不在意的话便受到训斥和威胁。
我认为这是大人们生活、前途有了保障，有了信心，不再担心因为小孩一句话就导致家败人亡，倒不是大人们人人都信奉了儿童自由主义，或承认孩子每句话都有理。
从年话习俗的变更，看到了我们革命的成果，改革的功绩，对我们的生活更有了信心。
不过我仍然赞成在过年时多说吉祥话，少说泄气话。
“恭禧发财”、
“心想事成”之类年话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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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
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几天。四十年没来，下车之后就东奔西走，观察、寻访、凭吊我熟悉的和变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锅巴菜，访了娘娘宫，逛了宁园，看了鸟市……有的发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实亡了。有的连名儿也不被年轻人知晓了。我仍很满足。在这里看见了逝去了的岁月和梦境一样的童年。
临回北京前，一个朋友问我还忘记办什么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替你想起来一件，你这次来天津，没有看一场戏！”
这当真是个遗漏。且不说对厉慧良的技艺一向憧憬，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进剧场，第一次接受艺术的感染就是在天津，冲这个也应当看一场戏：从剧场里再审视一下变化了的天津、变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戏，算来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岁时，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义庄。老爷掌鞋，也做几双新鞋卖，多少有点余钱吧，姥姥就带我去谦德庄看戏。那戏院是席棚搭的。去过几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戏。台上两边站着许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间站着一个穿蓝袍戴胡子的官，却又矮又小。那官一个人唱，别人都看着。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来，两肩往上耸一下，样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问姥姥他这样是干什么？姥姥说他年纪小，没有劲，唱不出来，师傅会打他。他是在使劲！旁边就有人说：“这孩子一天唱两场，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记不清是当时就懂了这些话的意义呢，还是后来在回忆中弄懂的，总之把文艺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儿，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子。
唱词既听不懂，又可怜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确信那时就看着他可怜！）我就不愿意看下去，闹着要走，姥姥却说：“再闹不带你来了！快看，多好的戏呀，怎么要走呢？你听那官昌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来了……”我拗不过她，又不爱看打梆子的，于是就睡着了。等她把我摇晃醒，台上已换了局面：一群人穿得花花绿绿，画着花脸，戴着长鸡毛，舞刀弄枪。我兴致高了，精神足了，睁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门外走去。
“姥姥，我爱看这个！”
“这不好看，乖，咱不看这个！”
她硬是不顾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们就是这样不讲理！他合适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欢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给你。明明为了他自己合适，还作出副为你着想的面孔。我记不清是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还是后来在回忆中才悟出来的。总之，对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者发生“腹非”，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儿。我长大之后，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她说那戏院分两次打钱。前边唱“牧羊圈”打一回钱。压轴戏一开场再打一次钱，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钱不够听完全场的。虽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对姥姥佩服一一既如此你何不两次凑在一起看。你满足之外，也让我满足一下。为何非要我跟你看两次我不爱看的东西呢？
比起来，老舅就通情达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岁，跟三义庄一个电影院的人认识。他很喜欢放电影这个职业，就去义务替人家摇机器——那种放映机要有人摇它才会转动。姥姥叫他带我上电影院。进门之后把我往漆黑的观众厅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还告诉我：“愿看就看，不愿看找个地方坐下睡觉，不许来找我，到回家的时候我会来领你的。”看电影我不会睡觉，因为那个影院似乎只有一部片子，什么时候去都是演“火烧红莲寺”，飞檐走壁，击斗法。人攀着老鹰脖子在天上飞，十分有趣。没有声音，影片上人张嘴时，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顶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灯，而是一只大手电筒：所以字幕出现并没准地方，观众的脑袋一会儿仰起来，一会儿低下去，这也很有趣。那时的电影比今天的电影还有一处先进的地方，就是机器既然靠手摇，快镜头慢镜头就变化得十分随心应手。大权在放映员或者说是我舅舅手里，如果有熟人要细看比武或是斗法的场面，只要大喊一声：“老二，下边那段摇慢一点啊！”立刻就可以变成慢镜头。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老舅摇机器把手给摇了进去，轧掉一小节手指头。老爷不准他再去尽义务，我也就失去了看电影的机会。
正式能记起来看戏的事，是在数年之后，我十一二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我已失学，除去帮母亲跑当铺，卖家当，无事可作。有一位远亲在东北角的“天晴茶园”（即后来的“大观楼”）当茶房。我常去看蹭戏，那里杂耍之外加演“文明戏”。什么“蒸骨三验”，“乾隆下江南”，“血泪碑”以糟粕为主，偶然也略带有进步气味的，如“新茶花”，大约是欧阳予倩生先在上海演出的剧目。还有一次什么人买了票没空去看，让我上“天宝”看了一次鲜灵霞的“花为媒”。
比较起来，看戏留给我的不愉快的记忆多，说句时髦话，很有点“伤痕”。因为花不起钱，看蹭戏是难免遭人白眼和斥责的。我自己花钱看过两次戏，却更加叫人恼火。一次是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去了一趟鸟市。有一个场子里在演西洋魔术，一下吸引住我。魔术师把一个小孩装进箱子里，声称他打一枪，那小孩会变成一只小狗。可是他把箱盖锁上之后，却怎么也不打那一枪。先是上来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个漏斗，顶在鼻子上，并拿火把漏斗点着；随后一个女孩子上来，用手扔三个球。弄来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枪，这期间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钱，把我的一角钱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没打那一枪。我只好走出来，从此挂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变成了狗还是憋死了。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恶果。因为对西洋魔术有了兴趣，所以看到上海有个魔术团来天津演出的海报，就发誓要去看一场。那时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挣三两角钱。票价正好是三角一张。我攒了一天工钱，又旷了一天工，从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陆影院，海报上写“二时开演”，我到那儿已开演了，却找不到卖票的地方。问把门的一个老头，老头说：“拿钱来。”我把三角钱交给他，他一掀帘说：“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进去时屋里很黑，只台上乱哄哄的许多人在排队。等我找到座位，灯哗的一下子全亮了，观众都鼓着掌站了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
人们说：“散场了！”
我说：“写着二时开演，怎么我刚来就散场了？”
有人说：“你再看看海报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剧场，又看看贴在门口的大海报。唉！原来是“十二时开演”，我漏掉一个“十”字！我生气地进剧场里边去找那老头。他正跟他的同行说笑，我说：
“大爷，我这三角钱挣来不易，你别蒙我，还我吧！”
他说：“什么三角钱？走，捣乱我揍你！”
他的伙伴说：“你照照镜子，看你像趁三角钱拿来看戏的吗？你说这话谁信？”
他们说话的口气挺厉害，脸上却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开了，是哭着走的。由此觉得那个世界太不像话，对一些持强凌弱的家伙总该有点什么报应才好。我参加革命后，渐渐把这事忘了。偶尔想起，也觉得这一切不公平会随旧时代一起消失。谁料数十，年后，于戴造反派红袖标的汉子中又碰见了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坏事，说起昧心话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连那点惶惶然的神色都没有。方知时代尽管如此更迭了，某种人的品性却并不能自然消失。确实如毛**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是这些灰尘善于装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来，在天津看戏，留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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