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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位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花样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有时侍者为我准备饭菜，不是少拿箸匙，就是奉上一双长短不一的筷子，我既不起身自取，也不予以责怪，待别人发现告诉他时，只见他毫无愧色，哈哈大笑就掩饰过去了。

　　　　记得我五十岁那年，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做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套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美轮美奂的浴帘、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装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

　　　　又记得韩国的顶宇法师、多伦多的土地经纪人温居士，为了表达对我的尊敬，他们订了五星级的总统套房给我住。然而我看到内部装潢之富丽堂皇，舍不得使用，只好整夜不倒单坐在沙发椅上，直到天亮。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每次睡觉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一躺下来，就不敢翻身，惟恐竹床咿呀作响，吵到别人。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那年，我二十六岁，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以前在栖霞山、焦山、宜兴、中坜、青草湖等地，都没有电灯，所以，尽管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时写到次日破晓，耳闻板声，方才休笔。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人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只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这样忍了一生”，岂止是就物质上的缺乏而言，其他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严上等种种违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千万次？

　　　　一九九一年，我在浴室里跌断腿，顿时身边增加不少“管理人”，这个徒弟要求我不能吃这种食物，那个徒弟告诉我不能用那种拐杖，过分周到的看护，使我备感束缚。有时因为身体不适，这个弟子拿来这种药，那个弟子拿来那种药，我为了圆满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两种药都吃下去。有些信徒说美国好，叫我去美国度众；有些信徒说澳洲好、非洲好、欧洲好，也希望我前往弘法。我为了满足大家的“好”，所以，只有忍耐旅途劳顿，到处飞行云游。

　　　　虽然百般无奈，但是想到为师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年轻，也只有自我解嘲了。有时回头反省：“为人着想”固然便利了别人，却也让我“就这样忍了一生”。我的腿子之所以会摔断，正是因为在盥洗时听到电话铃声，为了怕对方着急，赶紧从浴室冲出来时，不慎滑倒所致。虽然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我还是尽量不让电话铃声超过三声以上，与生俱来的性格实在不容易改掉啊！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是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我自己却赔上一夜的失眠。

　　　　事后被一些徒众知道，总是劝我：“师父！您不要管他们，晚上睡觉前，将电话线拔掉。”但是我从来未曾如此做过，天生不喜欢让人失望的性格，使我注定“就这样忍了一生”。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净，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惟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精疲力尽。

　　　　出了法堂，还有人要我路上办公，拿着一叠表格报告，希望我能指点一二，我虽然按捺性子，有心成就，偏偏这时半路杀出程咬金——遇上了信徒游客，又是对我合掌礼拜，又是要求合影留念，明明短短五分钟的路程，也得走上半个小时。

　　　　从十年前多次带团出国访问，到近年来频至世界各地弘法，更无所谓乐趣可言。常常飞行数小时，一下飞机，就被人簇拥而行，照相、讲话占了大半时间，连洗把脸、上厕所的空隙都没有，不到深夜，无法回到寮房里小憩。每日如是，周而复始，十天半个月后，再坐车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地方。虽说行脚各地名都大邑，实则不曾尽兴观赏；虽说走遍世界名山大川，实则未尝仔细探访胜地，只是到而不到，聊以告知来此一游罢了。

　　　　数十年来，佛光山大小道场几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来，完成以后，即刻交给弟子们管理，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含藏我多年来的经验与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后，既未能善体我意，又不前来请示缘由，就轻易地改隔间，挖墙壁，甚至换佛像，更制度，当我再度前往巡视时，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担任住持的弟子还在一旁问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欢否定别人的主张，即使心中不以为然，也只有说“好”。虽是多少忍耐点滴在心头，但我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给予人多少欢喜，泯除了多少代沟的问题，说来还是颇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余人、在家信徒百余万，但是他们高兴时不会想到来找我，一旦上门，必定是有了烦恼，而且大多声称是来挂“急诊”的，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恒顺众生”，予以接见、倾听、安慰、鼓励。凭着自己多年的历练，倒也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但也有弟子对我说：“师父！你只叫我们忍耐，难道除了忍耐，就没有其余的办法了吗？”确实，我一生惟一的办法、惟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回顾我的一生，正如同陈诚所言：“为做事，必须忍耐；为求全，必须委屈。”虽然“我就这样忍了一生”，但是唤醒了多少迷惘众生，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所以，我祈愿生生世世再来娑婆，以比丘身永远堪忍地利济有情。

　　　　（一九九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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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欢喜布满人间

　　　　一九九二年，我在洛杉矶主持国际佛光会成立大会时，以“欢喜与融和”为主题发表演说，获得在场中外人士一致赞同。会后，许多人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美妙而又深切时弊的主题？其实，“将欢喜布满人间”是我从小到大对自己一贯的期许，多年来实践的结果，我深深感到：惟有人人布施欢喜，才能相互融和，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理想才能达成。

　　　　记得我童年时，家乡生活贫苦，常常见到左邻右舍的人家动怒吵架。出家以后，我又时时目睹一些同道给人难堪。及至弱冠，走出山林，从事弘法活动，接触社会百态，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以磨人为乐，以损人为快。对于这些情形，我深以为憾，故自幼至长，一直立志要将欢喜布满人间。

　　　　八九岁时，每当家人出门以后，我就开始整理环境，不但将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还钻到炉灶里，把草灰全都耙出来。蹲在水沟边，将树叶污泥掏干净，并且煮好饭菜等候家人回来。每次看到他们一进门惊喜的神情，心里也不自觉地高兴起来。

　　　　十二岁那年，我剃度出家，旋即进入佛学院读书。在课余时，我不但发心从事典座、行堂、司水、香灯等工作，而且总是想尽方法，做得尽善尽美。凡是别人不愿做的苦差事，我也都自动前往处理。十年的丛林参学生涯，在服务奉献中，我获得甚深法喜，在给人欢喜上，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尽管身无长物，食宿无着，然而把欢喜带给别人的念头未尝稍减。当道友失意时，我鼓励安慰；当同参病重时，我前往照顾。看着大家从苦难中站起来，在困厄中成长，我同感喜悦，也深深地体悟到：给人欢喜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往来，最重要的是自己肯用一点心意来和别人结缘。

　　　　由于过去在丛林里与世隔绝，乍然来到人群社会，顿感手足无措，见到了陌生人，也不知道如何启齿谈话，于是我在寺院中默默地从事苦役，服务寺众，在闲暇时，我闭关阅藏，努力撰稿。借着劳力辛苦与文字般若，我不但将佛法的欢喜散播给周围的人，也传递给十方大众。

　　　　一九五一年，来到新竹弘法，最初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但是仍旧笔耕不辍，经常通宵达旦。每次拿到稿费，我总是购买佛珠、项链及佛教书籍，送给前来学佛的青年，希望他们不但将这份法喜放在心上，也传播给四方亲友。

　　　　四十年前的台湾，可谓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也是备受限制。

　　　　记得我刚来新竹时，警察局每天都派人跟踪在旁，寸步不离，甚至离开寺院山门，都要先到派出所告假。我因为一心一意弘法利生，并不以此为意。后来，派出所办的民众识字班每天写传票要民众上课，而学生却寥寥无几，派出所不得已，就叫我们代为办理。因此我也不揣浅陋，每天前往教导民众学习国语，第一天只有十余人参加，没想到第二天以后大家奔走相告，居然来了两百多人，将讲习会的一间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此后，每天听课的人数有增无减。警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日后就不派人监视，上街也不要我请假了。此无其他秘诀，只是我上课，不但教民众国语和识字，还讲些故事寓言，把欢乐布施给大家罢了！想到当初我只是凭着给人欢喜的一念心意，与大众结缘，没想到却使得自己获得意外的自由，在惊喜之余，我更确信佛法中的广结善缘，实在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妙谛。

　　　　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我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中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