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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窠子是鸡雉所的俗称，为何要加私呢，就是官妓还要出科，但是窠子里则完全不用。
　　娘儿爱俏，就是这些俏丽的小娘子为何要做土妓，一是为了梳妆打扮的漂漂亮亮，也是为了赚钱，那老鸨则完全是为了赚钱。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啊。”朱祁钰叹息的说道。
　　胡濙犹豫了下，低声说道：“陛下啊，这问题解决不了的。”
　　“南衙有勾栏，北衙有斜狭。”
　　“富家郎进来，可以如胶似漆；穷姐夫进来，财散人离。有钱时，终日就是夫妻；手内消乏，夫妻二字休要提起。”
　　“自古以来不是皆是如此吗？”
　　南京土妓丛聚的地方有四处，都叫做勾栏，一处在武定桥东，一处在会同馆外，还有一处在内桥南叫做珠市。
　　北衙土妓丛聚之地有三处，叫做斜狭，一处在草场院，一处在西瓦厂外。
　　这两处到会同馆距离比较近。
　　大明的会同馆掌管天下水马驿，来往人员极多，所以私妓极多。
　　朱祁钰也不知道如何表述自己的感觉，他十分认真的说道：“洪武初年，我大明百废待兴，度日唯艰，会同馆附近可有私妓？”
　　胡濙摇头，他是建文二年的进士，生于洪武年间，他可不记得那会儿有什么私妓之事，别说私妓了，官妓都少之又少。
　　那时候土地连阡荒废，人人朝不保夕，官妓多数都是一些官员的家人。
　　但是太祖高皇帝连坐，太常寺和教坊里可没多少官妓。
　　朱祁钰有些无奈的说道：“现如今，我大明富甲天下，这怎么越富有，越是这般模样了呢？男子为奴，女子为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何如如此啊！”
　　朱祁钰不是在指责土妓，更不是在指责百姓，而是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胡濙十分精确的明白了陛下的内心的焦虑，俯首说道：“臣明白了。”
　　朱祁钰满是疑惑的说道：“朕自己都没想明白，朕这番话到底在说什么，胡尚书这就明白了？”
　　胡濙理所当然的说道：“这不正是臣子的作用吗？解开陛下内心的疑惑，才是臣子的本分啊。”
　　“如果这都做不到，那还要臣子做什么呢？”
　　礼法二字，还能超脱他胡濙的手掌心吗？
　　陛下虽然也擅长翻译，可是他老胡可不是泥捏的！
　　礼崩乐坏之乱象，胡濙何尝未曾考虑呢？
　　胡濙俯首说道：“陛下，《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否则，他们就会为非作乱或者骄奢淫逸。只有仁者安于仁，智者也会行仁。
　　朱祁钰当然理解这句话，虽然他不用科举，但是他也是看过孔孟的，否则怎么从事礼部才可以从事的翻译工作呢？
　　但是这和他要讨论的社会风气，又有什么关系呢？
　　胡濙继续说道：“陛下苏轼有一好友名叫王巩，苏轼乌台诗案，被贬琼州（今海南），王巩受到了牵连，也被贬到了岭南宾州。”
　　“王巩有一侍妾名叫寓娘，按照大宋时，侍妾可以不用随王巩前往岭南，但是寓娘还是去了。”
　　“永丰三年，苏轼和王巩被大赦回到了开封府，苏轼问寓娘广南风土，应是不好吧？”
　　“寓娘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才有了《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朱祁钰知道这个典故，点头说道：“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是苏轼写的诗词，朱祁钰虽然依旧不知道胡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他若有所思。
　　这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尽了许多人间的道理。
　　于谦笑而不语，他已经大约明白了，胡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了。
　　胡濙满是感慨的说道：“苏轼在琼州一月只有一千五百钱俸禄，他就把这一千五百钱分成了三十份，每日用五十钱，穿在房梁上，每日用一份。”
　　朱祁钰稍微算了下，苏轼一家五口人，这一日五十钱是绝对不够花的。
　　比如临安城粪价都一斤六钱了。
　　胡濙笑着继续说道：“所以苏轼才可以在他的诗文里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朱祁钰这才知道苏轼《赤壁赋》里的这一句，原来是这么来的。
　　千古悠悠，从无人置喙过苏轼的品行，这人，的确是活的通透。
　　“但是苏轼显然不是很适合做官，应当去做学问。”朱祁钰笑着说道。
　　苏轼和李白一样，都是才情占了七分天下，但是你让他入朝为官，他却是不见得能做得好。
　　这官场是世间最大的名利场，那就得像胡濙这般，才能历经几十年风雨，经历靖难、土木堡天变等等大事，而岿然不动。
　　胡濙要说的不是苏轼的做官的本事，而是回答陛下心中的疑问。
　　他笑着说道：“陛下，寓娘不嫌岭南清贫，随王巩去了宾州，而后回京之后，依旧不嫌这段岁月清贫。”
　　“苏轼也是非吾之所有，一毫而莫取，陛下他们都是仁者啊。”
　　“何为仁者？心安者方为仁。”
　　“心不安则不仁，不仁则取不义，取不义则不得始终，安心方可立命。”
　　一个小黄门匆匆走了进来，奉上了一封奏疏，俯首说道：“魏国公的奏。”
　　朱祁钰打开看完了，将奏疏递给了于谦和胡濙。
　　魏国公徐承宗上书说了一件事，那就是那个棠樾鲍氏的两淮盐商商总鲍志敏死了。
　　鲍志敏贪图享乐，追求福禄三宝，偌大的家业被散了不少，本来徐承宗对鲍志敏极为不满，结果这鲍志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死了。
　　徐承宗陈情，他只是想换掉鲍志敏，并没打算把人杀了，这鲍志敏的死和他没有关系！
　　徐承宗只喜欢规则之内的游戏，因为他是这个规则的最大受益者，他一门两公，他不会主动放弃规则。
　　鲍志敏是盐商，他把钱都用在了福禄三宝之上，引岸设置的盐榷场付不起窝主的钱，开始拖欠。
　　这窝主被盐窝里的盐丁逼得没了办法，就去寻这鲍志敏讨要拖欠工钱，鲍志敏拿不出来，又犯了福禄瘾，就大肆辱骂了众多窝主，只盼着把窝主给撵走了。
　　窝主被拖得久了些，群情激奋，打死了鲍志敏。
　　徐承宗和费亦应的确打算换掉鲍志敏，防止鲍志敏给两淮盐商招惹杀身之祸。
　　这可倒好，人死了，徐承宗赶紧上奏。
　　“这家伙死的真的是，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啊。”朱祁钰无奈的说道。
　　于谦眉头紧皱的说道：“服用福禄三宝危害这么大的吗？这两淮鲍志敏臣常有听闻，乃是一巨贾，这怎么今天，就这番模样了？”
　　于谦知道鲍志敏，这是两淮商总，于谦随陛下亲征至南衙，可是总领南衙诸事，权责极大，沟通内外。
　　陛下办人，于谦办事。
　　否则那三亿斤的煤怎么入京？
　　这鲍志敏在两淮素有名望，否则也不会推举为两淮商总了，结果这用了福禄三宝，顶聪明的一个人，就这么把自己玩死了吗？！
　　朱祁钰站起身来，于谦和胡濙赶忙一起站了起来。
　　朱祁钰在御书房翻找了片刻，拿出了解刳院出的一份报告，这是渠家三兄弟若干成果之中的一份。
　　他们贩售福禄三宝，解刳院就拿他们研究了这福禄三宝的作用。
　　于谦看了两眼，呆滞的说道：“形如冢中骨，神似冥顽物，身像浮忽云，气若游丝弦，食粪亦甘之如饴。”
　　“这画的真的不是魑魅魍魉吗？”
　　朱祁钰笑着说道：“那是渠成德。”
　　于谦倒是在五原府见过渠成德一面，当时袁彬押解渠成德，那是个颇为富态的人，居然也是这般模样了。
　　朱祁钰借着说道：“朕打算让他去南衙，让这帮蠢货都看看，服用福禄三宝的下场，从顺天府至广州府，大明每一地都转转，让所有人看看！”
　　杀人还要诛心，朱祁钰向来如此。
　　于谦和胡濙对视了一样，陛下这算是不仁吗？
　　于谦和胡濙都认为不算是不仁。反而是天大的仁善，将解刳院的成果全国展示，让人都知道这福禄三宝的下场。
　　胡濙俯首说道：“陛下安心方能立命，何以安心？”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是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胡濙的这段话并不复杂，其实就是说如何安心，就是孟子所说的求我，求外的区别，以及如何安心，如何立命。
　　“但是光安心又有何用呢？”朱祁钰叹息的说道：“王骥乃是文进士出身，他不懂孔孟之道吗？他不懂安心立命吗？道理大家都懂。”
　　“可是仍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行合一啊。”
　　朱祁钰通过和胡濙的奏对，终于发现了，问题出在哪里了！
　　知：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是一回事，行：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了。
　　把知和行分成了两截，当成两回事，这不是瞎胡闹吗？
　　于谦和胡濙对视了一眼，陛下虽然无意间说了三句话，但是这三句话造道学士的眼中，那可是把心学，往前用力的推动了一大截！
　　“陛下景泰二年的榜眼刘昇，做了午时三刻刀下鬼，他不就是典型的知而不行吗？”于谦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个同乡来。
　　刘昇，无论是于谦还是李贤，考校刘昇学问的时候，都是一等一的才学，可是却是只知道道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
　　知行合一，于谦似乎找到了一种解释社会现的方法论了。
　　朱祁钰摇头说道：“知行合一，何其难也？朕只能让他们言行合一。”
　　“说到做不到，逃到天涯海角，朕也要把他抓回来明正典刑！”
　　于谦忽然想到了一人俯首说道：“陛下，臣等忙于国事，无暇心学之事，倒是有一人对此颇有见地。”
　　“此人陈献章，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人士，正统十二年乡试第九，次年会试中副榜，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会试名落孙山，如今仍在京师准备下次会试。”
　　朱祁钰眉头紧皱的说道：“陈献章？”


第三百八十二章　左眼跳灾，右眼跳灾？
　　朱祁钰认真的回想了下这个名字，陈献章，有岭南一人之称。
　　在很多人的话术中，大明是被困在了朱程理学中，出不来的一个朝代。
　　比如裹脚对妇女的压迫和残害，比如复古，崇尚周礼，讲究宗族礼法。比如保守，不思进取，不知天外有天，更是坐井观天等等。
　　其实殊不知，朱程理学在乾隆五年才被奉若瑰宝，成为显学。
　　乾隆五年，乾隆下诏曰：「朱程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
　　朱熹活在南宋初年，死于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深陷「伪学魁首」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
　　乾隆五年（1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