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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七十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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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首长、女生中队走在队伍的前头。特别是女中队,她们英姿飒爽,容光换发,令人羡慕。战争年代女子从军,真是凤毛鳞角,好多市民都“啧啧啧”发出赞叹之声,有的小孩拍着小手高喊:“阿姨好!阿姨好!”女兵们真是尽领“风骚”!
我们军大的“家”就是南诏省陆军讲武堂。至此,军大四分校从豫章省出发到达南诏省春城,历时七个多月,途经豫章省、广省、桂省、普阳省、南诏省五省,行程五千多里,“向大西南进军”宣告胜利结束!
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是多么的高兴啊!
南诏省陆军武堂位于春城市天湖公园西侧,范围较大,是近代最早建立起来的一所著名军事院校,是“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南诏省陆军武堂正式开学,高某某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某本士官学校模式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洋士官留学生任教。至大革命时,武堂已为南诏省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来到武堂,只见一座高大雄壮、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门,在迎接着我们。她那海纳百川、腹藏乾坤的气概,令莘莘学子肃然起敬。走进校园,西边是一处小花园似的楼房,是院首长办公的地方,东边是校直属单位的住处和生活区。沿大道向前,西面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操场的北面是一幢前面凸起的三层教学大楼,楼的两翼是两幢大楼,它们与后面楼房相联,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字形建筑群,站在“回”字楼中间环视,就是一个巨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也是一个足球场大的操场。“回”字形楼群的西边是一个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礼堂,紧靠礼堂的北面是厨房,再往北是几幢学员寝室。“回”字楼群的东面,有几处仓库和厕所。
“回”字形的楼群,都是用大石块砌成的二层楼房,所以墙壁较厚,底层和二楼都铺了木地板,几十年过去了,木地板都被磨损得高低不平。校园内绿叶成荫,苍松翠柏,依然苍劲。
整个武堂已空无一物,能搬动的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个空壳学校。我们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各幢楼房里,都睡在地板上,一溜的通铺。校首长也只能睡在行军床上。这就是我们的家哟!
武堂的东面是天湖公园,那里有一口四方形的大水井,是周围居民的饮用水源,为了防止敌特投毒,安装了电灯,白天晚上都由我们派人站岗。天湖公园已是一片狼藉,花木败落,建筑破损,垃圾成堆,湖水熏人。“湖心亭”原来有一座图书馆,现在也人去楼空。天湖公园的东面是卢先生的高级公馆,北面是南诏省大学。
1950年5月上旬,军大四分校学员经过二个多月的大学课程学习,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前夕,每个人要写一份个人全面总结的论文,另加政治理论考试,紧张复习、考试、考核之后,各人就要“粉墨登场”了。
政治考试好办,那篇论文却要求很高。既要有大胆的思想解剖,又要有翔实的生活内容;既要分析事物的表象,又要揭示事物的规律。要运用辩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提高自己对专政理论的认识,要换脑子,换思想,转变立场观点,实现“从猿到人的真正转变”,每一个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要从思想上、观点上、立场上与旧的思想、观念决裂,当然是有阵痛的。旧的思想意识和新的思想观念,在脑子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绝不是英雄创造历史。在大是大非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学习,大家的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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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改造起义部队
有的同志因为出身不好,根子不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自己思想认识不高,毕不了业,怕将来走向社会,别人戳自己的脊梁骨。为了使大家能正确对待出身,放下包袱,兵团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召开座谈会,找我们谈心,宣传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告诉大家: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路却可以选择。
只要大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时时刻刻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一定会赢得同志们的赞扬。一个礼拜后,大家都通过了毕业论文的评议。
1950年5月的一天,毕业典礼在“回”字楼后面操场进行。兵团司令兼军大四分校校长陈赓、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领导到会,台上两边是巨大的五星红旗,台子中间悬挂着巨幅领袖的肖像,两边的对联是:
把青春献给祖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红底白字,十分醒目。四千多学员,排成一列列纵队席地而坐。大会由学校政治部主任主持,范教育长作了“军大四分校工作报告”,陈校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开始了!……,今天,大家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锻炼终于毕业了! 希望大家服从革命的需要,干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祖国争光,为军大添彩!……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大会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950年5月上旬,学校为我们每个学员颁发了一张毕业证、一枚军大校徽和工作委任书。
这些珍贵的历史证件,伴随我至今。在那毁灭人性、亵渎文化的年代,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把这些珍贵的证件藏匿在泥巴墙壁里,才没有丢失。值得庆幸的是,1986年恢复知识分子职称聘任工作,我那沉睡箱底36年的军政大学毕业证和校徽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家一看毕业证上还有陈校长的印章,都羡慕不已。
没说的,首评一步到位——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许多人因为丢失了毕业证,或没有大学毕业证,只能望“证”兴叹,后悔莫及。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心爱的老伴有胆识,给我保存了这些珍贵文物。
军大四分校全体学员于1950年5月25日离开学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学员的大体去向是:有的分到十四军,赴滇西,有的分到十三军,赴滇南,有的分到十五军,赴天府泸州,有的分去改造起义部队,有一小部分挑选去海军、空军等单位。我被分配去改造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约十多万人,按当时的协议,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暂编十二军、十三军,在原地驻防,由人民军从连到军级分别派出军代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起义司令部、联勤等直属队集中在春城市的北郊场,师级以上干部集中到军大四分校校部楼房,师级以下干部集中到军大西边营房,士官以下集中到军大东边营房学习。
我被编入第十大队第五中队。大队政委是杜晶,大队长曹某。我们中队长叫张文义,指导员是教导团下来的,加上文书、事务长、三个区队工作人员、几个炊事员,一共有三十多人。
为了改造好起义部队,上级专门挑选了政治可靠、思想觉悟高、理论水平强,工作积极肯干的同志作为改造起义的军代表。上岗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岗前培训,上级要求我们,要把改造起义部队作为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它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树立的国际国内形象、影响败退岛省的反动军队的大事,决不能有半点疏漏。这是做人的工作,也是最难做的工作。
我们学习了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组织原则、工作方法、工作程序、工作纪律,分析了起义部队的思想状况、组织形态、人员成分、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诚相待,打不还手,骂不还嘴,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格要求,把他们当作误入歧途的兄弟姐妹来挽救,绝不能歧视。只能耐心教育,不搞强迫命令。
我们中队接收二百四十多名起义人员,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差不多是二个正规排的建制人数。我分在第三区队,共八十七人。
第二天我们来到北郊场接收某连起义部队,与队长见面后,把部队带到指定地点,按名册一一点名验收后,那位队长临走时突然对我说:
“我把八十七人交给你了,等我学习回来,还要这么多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很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发作,只是说:“你放心吧,我暂时替你带一下,你学习回来,一个兵不会少你的。”
后来这些士兵经过学习,特别是通过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组织参加土改和斗争地主恶霸大会,心灵深处受到震撼,提高了思想认识,士兵们纷纷要去找这位队长算旧账,请他老先生来说清楚问题,他也没敢来。
照名册上看,起义部队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三岁,最小的仅十三岁。从兵龄看,长的十多年,短的二至四年。从入伍情况看,大多数是被迫抓来的,少数是为了找出路。从文化程度上看,最高学历是高中,文盲占半数以上。从政治素质上看,大多数已成了“油条”兵,有的是兵痞子、大烟鬼,有的得了性病,有的是惯偷、赌棍。他们在旧社会这个黑染缸里混了那么多年,真正的人性已经很少了。
这些起义人员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反动军队的缩影。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发现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些。其中还有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敌特分子,他们刺探我军情报,煽动对抗,组织暴动,进行暗杀、投毒等反革命活动。
我初次担任此“大任”,凭着学生简单、纯洁的思想感情去考虑问题,对他们有时还存在脉脉温情,一心希望稳定为好。开初的日子觉得他们还“听话”、“守纪”,每天晚上向连部汇报总是“情况正常”或“情况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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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老兵的身世
我们总想用政策来教育他们,用自己的真情来感化他们,使他们去恶扬善,吐故纳新,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一天到晚我与他们形影不离,同吃同睡,发现问题耐心解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一个人民大军战士的品格魅力来感召他们。半个多月过去了,组织纪律都不错,我心里挺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深入和思想问题的暴露,我善良的愿望化做了泡影。
我们和起义人员住在北郊场。北郊场原是反动的军营,由东、西两部分组成。都是低矮的营房,干打垒的土墙,东西两大营区,空荡荡的。西郊场军官睡的铺有床板,东郊场士兵睡的没有床板。我们工作人员都睡地铺。每个人发一块六尺长的白布,做床垫,一块一米见方的白布包自己的衣物,当作枕头,实行供给制,没有零花钱,吃的是大锅饭。
一天,一个工作人员的包袱突然不见了,后又有人反映包袱里的衣服、胶鞋也不翼而飞。大队保卫科查了几天没有结果。过了几天,我包袱里的胶鞋也“飞掉”了。我找士兵了解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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