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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七十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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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门外有一块大平地，过去成为民兵训练和老百姓放牛的场所，对教学造成影响。我就在大草坪中间种植果树，迫使乡里民兵训练迁到别处。这也许是无上级主义吧。
后来，我在果树的四周建一个三百米的环形跑道，为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场地。我还筹集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厨房，改善了学校条件。
1986年秋，教育局调我去县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学校调来了一位年青的校长孙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孙校长不舍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实，还许愿：你不用上课，只当参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知道去“职改办”要负责办理全县教师的职称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亲，我已58岁了，也该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学四年间，工作有点成绩，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对老师们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与大家同甘共苦，办好这所学校。”
我以实际行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树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学生、老师还未起床，我已经离开了暖窝；学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么，我同样是一份菜。
我当时工资是行政18级，工资不低，但很少另开小灶。我与儿子小云、小春（读初三）同大家一样过清苦的生活。我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政治，老师还有什么说的呢？现在局里几次来电话催，刘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在服从分配呀……”，我只有服从命令离开了葛水中学。
……
1982年，我们从南诏省回到阔别24年的故乡，一家5口人，住房是个大问题。
文水小学领导照顾招生分了一间百年老屋，由于我家孩子多不够住，于是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在公家堆杂物的楼上用木板、纸板隔了一间房子，让儿子居住，虽然简陋，权且栖身。
大儿小云，过年时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右联是：“斯是陋室 ”， 左联是：“唯吾得馨 ”， 横幅是：“何陋之有 ”，大家看后都乐呵呵地笑了。
全家“大部队”是回来了，但还有小英、小腊两个尾巴没回，让我和招生焦虑不安。因为他俩都是工人编制，所以企业单位都不愿接收。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于1985年4月第三批将小英调回文山县明胶厂工作。
接着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于1986年1月第四批把小腊调到芦岭林场工作，谁知小腊又找了对象，设法再求人帮忙，于1987年第五批把他的对象调到林场工作。自此，牵肠挂肚，求爹爹告奶奶，为迁移操心劳神的事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焦躁不安、求人最多、与招生争吵最多的几年，要做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啊！
常言道：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千辛万苦把全家都调回来了，又面临着孩子结婚、住房不够的问题。孩子都超过了结婚年龄，可是孩子结婚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又急得要命，遂于一九八四年花4500元买了一套（一厅二室）六十四平方米的商品房，暂且缓解了住房危机。
又托人为孩子找对象、购木头、打家具，忙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冬，长女结婚，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长子小云结婚，一九八九年次子结婚，真是好戏连台，忙坏了招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难问题，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们就在县城黎洞新村买了一块四分八厘七的宅基地，准备建一幢私房，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啊。但按当时的造价，建一幢二层200平方米的房子要二万多元，我们只有三四千元积蓄，只能望“房”兴叹。
1983年后，随着形势的好转，许多台胞、老兵纷纷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了阔别40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撒下了游子最辛酸、最热烈的泪水。
1984年的一天，我们从一个台胞那里得到了三哥张学熙的联系地址，于是赶快给他写了信，不久三哥从岛省岛北回信了，一别四十多年终于有了佳音，令我们兴奋不已。从此，我们与三哥、大哥都联系上了，大家书信不断，诉说着四十年来的相思之情。
1987年，三哥告诉我们，他托友人带了1000美元给我们，我们听了高兴得要命，专程跑到穗城找到了三哥的委托人，兑换成人民币9800多元，当天坐上了返回的火车，一路上小心翼翼才把钱带回文山，这下解决了做房子的大问题。于是我们1987年春开始请人做了一幢210平方米的二层普通居民房，1987年底全家喜气洋洋乔迁新居，虽然还欠了不少债，但全家有了一个宽敞、充裕的栖身之处。
1987年后，岛省同胞回大陆探亲，关系开始缓和，进入90年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成了“香饽饽”，上级也非常关心有海外关系的人，我被推荐为文山县政协委员、选为市台胞台属联谊会理事、文山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
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
第六十八章 评职称
1986年，上级关心知识分子，决定给知识分子评职称、加工资。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真是个大好事。是年秋，文山县成立了“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知识分子比较多的部门各调派一到两人参加，我被抽调到“职改办”工作。“职改办”由科委吕主任负责，另加一位秘书。大家先认真学习上级职称改革文件，领会精神，指导全县开展职改工作。
我们先下发文件，指导基层学校统计摸底。按照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所从事专业等内容分别统计归类，为下一步职称评定做准备。这工作细致又繁琐，我们干了好几个月。在正式评定之前，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便在职称评定时不错评、漏评。
我们接待了不少教师反映工资待遇问题，属政策范围内的我们都给予落实。有二位教师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有一位老师叫王印明，解放前天原师范毕业后就当老师，家庭出身地主，戴上地主的帽子，挨批挨斗，最后被清除出教育部门，回家劳动改造。他找到落知办，向我们倾诉了他的境遇，我们要他写一份情况说明材料。
材料交来后，我和胡医师到他所在的芦下村及邻村进行了调查，向原来与他同过事的教师作了深入了解。具体情况是：他解放前天原师范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因为他出身地主，被揪出来批斗，直至被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我们又到县教育局查阅了他的档案，情况属实，没有发现他有违法行为。经组织审查研究，符合落实政策对象，决定恢复他的教师身份，安排工作、补发工资。
这时他已到退休年龄，教育局为他办理了离休手续。这位老人，如今摘了帽子，有了工资（已是一个独身人），人也精神多了，他后来向我们深深道谢。
另一位老师因为不能人尽其才，人生不得志，处处受到人为的排挤，很是郁闷。
他向我们反映：他叫李贵莹，是老牌大学生，在乌江小学教书，因为加工资，我符合条件，但是教师都不评给我，还把他调到一所村小教一二年级，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感觉自己被排挤、受压制，心里很委屈，说着说着，眼眶里流出了眼泪，他请求组织上帮他调动一下工作。
我们先到乌在小学了解情况，听取了校长、老师的反映，结果他们看法各异：校长说，此人教学能力太差，连课堂纪律都无法维持，教什么书；有的教师说他有神经病，教不成书；有的说他不会教书，学生听不懂，教学质量差；有的说他不合群，自高自大……。
总之，大家对这个大学生不“感冒”。回来后，我们到教育局找人事股了解情况。人事股的同志说，听说这个人教学效果不太好，不受欢迎。
我说：“他是60年代的大学生，教小学太可惜了，现在教初中的大学生很少，能不能让他去教初中，一个大学生去教小学，可能难适应小学生的口味。”
我又以我为例：“如果让我去教小学，肯定不如我老伴，但让我教中学，老伴不如我，应该人尽其才嘛。”
我们建议教育局把他调到初中去教书试试看，如果不行再调回小学。
后来这位老师又来咨询情况，我们说：“调你去中学好不好？”
他一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连声说：“行、行、行！”
我问：你到中学能胜任什么科目？他说，除了外语，其它什么科目都不在话下。我们指出了他存在的缺点，并提出了希望。
我们又再三对他说：“如果真的把你调去教初中，你一定得好好努力，做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他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不久他被调到乌江中学任教。
我们给他落实了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根据他的学历和任职年限，给他评定中教二级并加了几档工资。
一次，我去农村学校调查职称评定情况，在乌江中学我随便过问了这位教师教书情况，校长说：“他工作还不错，教学认真负责，学生反映较好，人也开朗……”
知识分子本身也要努力改造，不要消沉，要经得起考验，所谓百折不挠，是要有点精神的。
评技术职称是对知识分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给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能使知识分子人尽其才，物有所值，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地位，能极大地调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利国利民，使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社会风尚。
这次评职称，我们严格按政策办事，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区别对待。一要看文凭，二要看任专业技术职务年限，三要看本人业绩。
先由各单位职评小组按相关政策认真审定，初评上报，县职改办每月举行两次例会进行评审，按照各单位知识分子人数及申报指标，审查各单位申报人员资格，并按高级、中级、初级职称给予评定。全部通过后下发文件，落实加薪、转商品粮等待遇。
第一批批准通过的是1961年以前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我是第一批被批准为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之一。第二批是1962年至1966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批是1967年以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大家认为，对那些只有文凭，没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又没什么突出业绩的人，也不能评。如果硬要评，就不公平，就不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有悖于评职称的重大意义。这类人只有搁浅了。
按上级规定：凡是被评为中学高级、小学高级及其它系列高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家属可转商品粮。
那些获得高级职称人员经历可谓坎坷，大都是六十年代前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到了四、五十岁年龄，工作时间长，业绩显著，今天国家给他们以特别的待遇，是当之无愧的。
“商品粮”指“商品粮户口”，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质实行定额分配制度的产物。它在当时商品非常缺乏的年代，有着特殊意义，是人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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