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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监狱服刑的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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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小陈没敢离开，仍然站杨大员身旁，等候他一步指令。
按我的想法，杨大员发泄完了之后就应该让小陈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可是杨大员没有，仍然施展着他的淫威，他对小陈发出命令：
“给老子到墙角挖倒。”
关于这个＂挖＂，我在汉语词典中没有找到这个字。无论是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普遍用“挖”去惩罚人，他的意思是：在有尖角处，或是墙角，或是床沿角，或是其它什么地方，凡是有形成90度凸出的地方就可以，让被惩罚的人用头顶着尖角后脚往后退，让头受力，用头来支撑身体的重量，身体离地面越平，头受的力也越大，这样的姿势可以“挖“到脑门上形成一个深深的槽，重者直至“挖”得脑门流血．
至于“挖”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惩罚人的那个人。心不好的惩罚人的人他会让被惩罚者站得角度大一些，时间长一些。看是不够残忍的惩罚人的“挖”，实际上让人很难受，有的“坚强”者被“挖”的不行了，不得不向这种惩罚人的方式投降，更不用说那些老实而又贪生怕死的人。
小陈按杨大员的命令自己走向监号门口的尖墙角处，“挖”倒了。他被杨大员喊去“挖”倒，我并不十分气愤和反对，杨大员现在所处的“领导岗位”，他有这个权力，但我还是有些不好想，他竟然让一个为他服务、给他帮助的人“挖”倒，这是很不符合情理的。不好想的心情随着小陈“挖”的时间越来越长变得更浓，慢慢转化为气愤。
我坐在自己打坐的位置，我看到同样在打坐的老大，老大紧绷着脸。说实话，虽然我们所在的监号老大是黑社会团伙打手，我很佩服他，他的心灵与我相沟通的，他的人性面大于他的非人性面，而且比社会上许许多多普通人强。老大的严肃表情说明，他不喜欢杨大员的作法。
时间越过越长，监号里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跟杨大员说话，可能杨大员心里明白，他在这个监号不受欢迎。我再向小陈看去，小陈的头上在冒汗了。这个动作长期做下去已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他的身体在发抖。我不得不多次偷偷地瞄瞄老大，并小声的假咳一声，以提示他应该对现在的情况作出一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老大并没有侧过头来看我。我想，他眼睛的余光肯定看到了我焦急的心，在我看了老大很多次又假咳很多次以后，老大终于侧过头来，他不是看我，而是以严肃的眼神盯着杨大员，此时的杨大员也正在打坐，两眼高望着对面的墙，心事重重，他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他也感觉到了他最后的人生时间不是像他想像的那么好过，难受两个字写在眼里，也写在他的脸上。
老大看着他。他装着聚精会神，他不敢用眼光去碰老大的眼光。老大看到杨大员很长时间，杨大员就这么装着。老大终于不看他了，他向左转过头去，冲着小陈喊到：
“陈荣利，下去坐”。
陈荣利得到老大的指令，他艰难地用手撑着墙，抬起头，向前收回两只脚，然后晕晕撞撞地回到自己打坐的位置。
在以后的日子，因为老大和我对小陈的庇护，杨大员再也没有对小陈采取这么重的惩罚，但是，除小陈之外，其他的每个灾脉子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吃了杨大员的亏。
杨大员来了，监号上上下下都觉得吃亏的事是值班。原来监号蛮好，晚上看完电视大家都睡，早上大家都起，现在不行了，每天有两个人值班，看守所并没有因为有人为死刑犯值班而额外开恩，让值班的人有补充的睡眠时间，他们还得跟大家一样，所以，值班的人往往在值班过程中感到很瞌睡，值班完了以后，身体会很不爽。
杨大员才调来的那几天，全监号的人都很担心害怕，但心这个死犯子哪天会趁人不注意把谁掐死，或许是自己。好多人晚上假睡，老大更是把值班的掐的紧，谁要在值班过程中打瞌睡，那是要受重罚的，头几天有两个值班的受到了“挖”墙的惩罚，后面值班的人就好多了，值班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杨大员，每次听到手铐脚镣有响声就警惕起来，应该说前十天，监号里所有的人神经绷得特紧。
………………………………
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三 ）
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三 ）
前十天我值了二次班。
一次值班中，杨大员从睡梦中突然坐起来，睁大双眼，额头上冒着冷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一个人临近死亡的恐惧，可以理解。在他坐起来的一刹那，我并不是十分紧张，我慢吞吞的进近他，问他有什么事。他呆呆地望着我，望了许久，然后一句话不说倒头又睡，第二次值班时，已是深夜2，3点钟，他睁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没睡意也就算了，可他的眼神让我感到不对劲，他的头一会转向左侧，一会转向右侧。他在观察他身边睡的人。以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他一定是在找机会，准备整死一个人垫背。
杨大员有这种心态不是没有可能的，他平时的言行表现说明，他是仇世的，他是仇恨他人的。那天晚上的确把我弄得很紧张，我不敢大意，整个值班进程中眨眼的时间都不敢太长，我随时作好准备，扑上去把他控制住。还好，我所想象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直到天亮，大家都起床了，我才把心放下来。
我要顺便提提老大。他虽然不参与值班，我估计前十天他睡觉的时候根本就是装睡。
我第一次值班时熬不住，打起瞌睡来，一本书砸在我的腿上，我惊恐的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待我清醒后，我向铺上张望，大家都睡得很香，包括杨大员。谁砸我的呢，我以为碰到鬼。过了几天才知道，是老大偷偷告诉我的，他说是他砸的。在我不当值的时间，老大总是能揪出那些值班打瞌睡的人，由此可以看出，老大实际上比我们肩负着更大的责任。老大一到天亮打坐就打瞌睡。他从不表露出自己的负责态度，老大的是令我敬佩的。
十天后，杨大员的情绪有些稳定了，他开始主动与其他人讲话。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他有交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挥出我高超的说服能力，把死刑犯杨大员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使他获得重生。我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一个没能让我意料到的奇迹，我至今为这个奇迹感到骄傲。
与杨大员的多次闲谈过后，我开始能接受他一点点了。在整个监号，他最愿意交流的对象是我，因为我总能耐着性子来听他讲，听他讲的过程中还用些话来开导安慰他。杨大员很多时候还爱吹嘘自己，他的吹嘘，更没人爱听，我的性情好，听他吹，吹完后我就调他一番管子（开玩笑的意思），越调他的管子他越高兴。杨大员对我的信赖，可能就在于我能使他的心态变得平静，有时变得高兴。
首先要说明一点，杨大员给我谈他的很多事，我虽然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听，有时也调管子，但每一次谈话过后，我就把他的人格看得更低。话是分几次谈的，在这里我就把他谈话的基本内容汇总一下，用他的话来概况他的人生。
。。。。。。 别看老大穿的是名牌皮鞋，老子什么名牌没有穿过，名牌皮鞋一天要搞好多双，我们有时去抢那些有钱人，拿了钱，我们还要让他脱下衣服，脱下皮鞋、皮带、皮包、钱夹更不用说了。你刚才跟我说你在外面很穷，连钱夹都没用过，也不知道你怎么坐的牢，要是在外面认识你，我随便送你一个钱夹，保管也值好几千。
。。。。。。有一次，我们在XXX码头外抢劫，下船的两个年青人看样子很有钱，我们几个人把他们挟持到没人的地方，在他们身上搜了半天，一共只搜出几块钱，我们气得不得了，我拿着刀就往其中的一个人腿上捅了一刀，他们求饶，做个可怜像。妈的，谁让他们没钱呢？
。。。。。。我干的事情还多呢，不能跟你说，说了怕把你吓倒。
在与杨大员有过很多次交谈后，我也知道了他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这次案发事件的全过程。
杨大员1970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农村，上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
巴中农村是一个很穷的地方，不但人穷，而且是个穷人都很愚昧的地方，自然，杨大员的父母也是那些老实、自私、愚昧的人中的一对。当然，我不能瞎说巴中那里的人怎样，杨大员是这么说的，我才有了这种认为，至于我认为他的父母是老实、自私和愚昧的，是我从杨大员身上看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有其子必有其父，杨大员相信他的父母，说他父母如何如何善良，我是不相信的，善良的父母能养出他这样的“孝顺”儿子吗？杨大员的哥哥跟杨大员不一样，是一个老实守家的农民，娶妻生子过着安定的日子，像他的哥这样寻求安定日子的人，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不喜欢，不喜欢的理由就是他哥只顾自己的小家，不顾父母，杨大员说得有道理，但我也有另一个道理，宽厚的父母何须向儿子索取。
为他的家庭事，我想了好久，最后还是认为他的父母不好，他的父母比他的哥要自私得多，他的父母不是可以让我崇拜的父母，反倒是他的哥让我觉得有些可怜，可怜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杨大员14岁就出门打工了。他的村子里有许多人在云南某地打工，他跟着他们去了，他在建筑工地上帮着拎灰桶，打下手，钱赚不到几个，前两年就这样混过来了。
他16岁那年，通过别人的介绍，他被云南的一家人招为上门女婿。做了上门女婿后，杨大员安心在云南做了几年。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同时，他还学会了偷抢，不知是哪一年，他被抓了，在云南某农场劳改三年。
杨大员说，他云南的老婆对他很好，这个老婆很老实，没见过一点世面，老婆虽好，但他觉得这个老婆不够味，土里土气。老婆在他服刑期间经常去看他，老婆一家人也经常去看他。
他结婚的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女儿很乖很听话，他是很喜欢那个女儿的，可惜，自从他在云南满刑后不辞而别，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儿。
杨大员说云南监狱黑。他所在的监狱是一个大农场，田地多，面积大，经常有人挨打。当我问及他有没有挨打时，他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我不必深问，像他这种品行的人，他肯定没少挨打。监狱对他不是个好地方。当我问他有没有起过板时，他说他过起，还讲了他许多板上的故事。我一听就觉得是他编出来的一些东西，由他编吧。
不过，有一点能肯定地说他在云南监狱混得不好，他三年的刑期没有减到一天刑。还有一点可以看出，当谈到云南监狱时，他的眼中闪现出那种畏惧的眼神，我敢肯定，他是吃够了苦的。也正是他在云南监狱吃够了苦，他本不健全的心理更加变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丢下云南的家蹓走了。
出狱后，他回到一趟四川老家，然后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故乡，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湖北宜昌。
杨大员选择到宜昌落脚，他是冲着三峡工程开工才不久，三峡这个地方好找事情做。当然，他的初衷是想到宜昌来打工的。他到宜昌后，也可能做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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