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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颇为精明的县官，几乎可以被罪犯们看成是“包龙图再世”了，但他的所作所为，也多少受了舞台上的包公形象的影响。衙门外搭着一座虚假的公堂，衙门内坐着冷清寂寞的他。申冤者竟不来选择真实的他，而去选择了扮演的包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近距离的辛辣讽刺。他只能让演员继续装扮包公来吸引申冤者，然后自己再仿效包公的破案方法来进行处置。真的，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包公这一艺术形象对于官僚阶层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封建社会的中下层官吏，大半担负着法官的任务。审案，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职能。但在以诗文取仕的科举制度下，这些官吏大多没有接受过司法方面的教育，除了一些空洞而抽象的说教外，艺术舞台上的清官，给了他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有些官员能够秉公断案，细察冤情，拨除疑云，擒拿真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形象的感染。他们羡艳包公的名望，效摹包公的方法，从而为人民做了好事。这中间，戏剧形象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多少官吏以“再世包公”自居啊！但熟读史书的官吏们知道，真正载入《宋史·包拯传》的完整案例，仅有“盗割人牛舌”一项，他们所追慕的

　　　　，主要是戏剧形象

　　　　。这就体现了舞台上假定性的法庭，对于现实生活的积极干预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传说的传播者们，虽然编造了鬼魂的情节，但似乎并不过于夸大鬼魂的力量，鬼魂自己无法惩处仇人，却要向人间的法官申冤。这一点，再一次体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人间为出发点，又以人间为归宿。中国戏剧也始终体现了这种精神主流。与其把事情交付给天廷，还不如交付给这种简陋而虚伪的民间法庭。即使都是假的，眼前的演员也要比遥远的天廷实在一些。在元杂剧艺术家看来，可以让鬼神作辅佐，却不可以鬼神为终结。

　　　　总之，在这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故事里，我们还是能找到它之所以引起大学者、大艺术家袁枚和焦循重视的原因的。

　　　　现在，就让我们从几出有涉公案的著名元杂剧，看看它们是如何在思想上、艺术上为后代同题材的剧作奠定了传统规程的。

　　　　一、《蝴蝶梦》

　　　　据天一阁本《录鬼簿》，《蝴蝶梦》为关汉卿所作。此剧的故事梗概如下：

　　　　皇亲葛彪，驰马街衢，撞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三个儿子，王金和、王铁和、王石和，为父报仇，把葛彪打死了。包拯审案时，问三兄弟是哪一个打死了葛彪，没想到三兄弟每人都说是自己打死的，要求自己来抵命，与其他兄弟无涉，而他们的老母亲为了保护三个儿子，也硬说是自己打死的。

　　　　包拯无奈，就说要大儿子王金和抵命。老母亲对包拯说，大儿子最为亲顺，留下他来侍养老娘吧。包拯同意了，就说要二儿子抵命。老母亲又说，二儿子特别能干，家里的生计都要靠他。包拯就说，那就让三儿子去抵命吧。老母亲竟然立即就同意了。为此，包拯产生了疑惑，他判断大儿子、二儿子是母亲亲生的，所以强求留命，小儿子可能不是她亲生的，所以无关痛痒。他于是逼讯这位偏心眼的母亲，但事实使包拯大吃一惊：大儿子、二儿子倒是王老汉的前妻所生，眼下这位母亲的亲生儿子，就是三儿子一人！

　　　　包拯在鲜血斑斑的刑讯现场弄清了这一事实，深深地震动了。他想起前不久做的一个梦：两只蝴蝶落入蛛网，被一只大蝴蝶救走，另一只小蝴蝶也落入了蛛网，大蝴蝶却不来相救。包拯想，这与眼前的情景多么相似。他决心救助这令人感动的一家。他处决了原先押在牢里一个犯了偷盗罪的死刑犯，以一具尸体替王家兄弟抵偿了葛彪之命，先把案件打发过去；同时又奏请朝廷，赦免王家兄弟，并依据他们的品格，加官赐赏，老母亲也被封为“贤德夫人”。

　　　　这出杂剧的意蕴，若用俗谚来概括，可说是“人情大于王法。”关汉卿以浓墨重彩肯定了人情，并把它置于王法之上。舞台上包公所开之庭，到头来主要成了一座体现民间情理的道德法庭。精明的包拯在这出戏里，并没有显出他的任何机智，相反，他几次判断错误，最后只是在梦里获得一种平庸的启示，杀偷盗犯替死之举，也不高明，且与随即到来的封官赐赏甚有矛盾。但是，尽管如此，包公在这出戏里的形象还是站得住的，招人喜爱的，原因全在于他能够体察人情

　　　　。

　　　　如果把法律和人情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出戏里，法律是一种暧昧、凌乱、随意、破碎的存在，而人情却显得坚实、硬朗、厚重、显豁，形成了反差极大的对照。

　　　　就法律而论，包拯要算执法清正的了，但他也只信“不打不招”，先不问青红皂白乱打一顿；待到老母亲已经在堂上说明案情，包拯已经明白葛彪先无故打死王老汉，然后才被王家兄弟报仇的，他还是坚持要王家兄弟中找一个偿命；王家兄弟每人都自愿赴死，包拯也不再查问，竟与他们的母亲商量牺牲谁……这一切，都说明即便由包拯这样的清官来执法，也是极糊涂、极随意的，法律本身也没有任何严肃性和稳定性。王家老母亲一再思忖：“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从来个人命当还报，料应他天公不受私。”也就是说，按照老百姓最起码的法律观念，葛彪本来是应该首先承担杀人之罪的，但有谁来正视这一基本事实呢？连包拯都是不问来龙去脉，随心所欲。法律在包拯手上是如此，在其他官吏的手上就更不待言了。王家老母亲说：“这开封府王条清正，不比那中牟县官吏糊涂。”包拯这么做，还算“清正”的呢！不难看出，透过《蝴蝶梦》所展示的朝廷法网，实实在在是一笔糊涂帐，完全不成体统。

　　　　再看人情，就大不一样了。关汉卿在其中堆垒了多么厚实的内容！他先写出葛彪的蛮横无理，让观众恨之欲其死；然后再写王家兄弟前去交涉命案时葛彪有恃无恐的霸道嘴脸，当王大兄弟问他“是你打死俺父亲来”？他的回答竟是“就是我来，我不怕你！”这就为王家兄弟打死他铺垫了情感上的理由，观众甚至认为只有狠狠惩处他，才合乎人情。接着，关汉卿写下了令人动容的三兄弟和母亲争担死罪的场面：

　　　　包拯三个人必有一个为首的，是谁先打死人来？

　　　　王大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二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哥哥、兄弟事，是小的打死人来。

　　　　王三爷爷，也不干母亲事，也不干两个哥哥事，是他肚儿疼死的，也不干我事。

　　　　王母并不干三个孩儿事，当时是皇亲葛彪先打死妾身夫主，妾身疼忍不过，一时乘忿争斗，将他打死。妾的是妾身来！

　　　　包拯胡说！你也招承，我也招承，想是串定的。必须要一人抵命。张千，与我着实打者！

　　　　与这个场面相衔接，出现了王母牺牲亲生儿子、求救非亲生儿子的戏，几把人情的展现，推向高潮。不断地吆喝着“打、打”的包拯，也终于怦然心动，他得出结论：

　　　　这件事，老夫见为母者大贤，为子者至孝。

　　　　一个法律的执行者，终于成了人情的接纳者、理解者。他的可爱，全在这里。反正法网本来就是凌乱不堪的，包拯于是就上下其手，纵横捭阖，让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座上客，法律终于被人情拉扯得更不成个样子了。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戏的末尾，法律已成了人情的仆役。

　　　　当然，在这出戏中，关汉卿无论在确定人情的具体内容，还是在调和人情和法律的关系的时候，都明确地受到封建伦理观念的限制。开头“楔子”中，他把这个本来颇为美满的家庭的主调，定在“文章立身、一举成名”之上，而全剧最后，又以“一家门望阙霑恩”作结。剧情中间，也时有一些封建礼教的蛛丝马迹。这说明，关汉卿在处置人情与法制的关系时，还是以基本承认正统的封建思想政治背景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开头和结尾，都显得比较生硬、勉强，影响了艺术的有机整体性，看得出来，这些处所不是关汉卿的真实情意所在。关汉卿意在正常而健康的人情。这个传统，关汉卿之后将传之广远。

　　　　二、《灰阑记》

　　　　这是一出从另一个角度涉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的杂剧。作者是山西绛州人李潜夫。故事梗概如下：

　　　　妓女张海棠，嫁给了土财主马员外，生下一个儿子。马员外的大老婆产生妒意，与她的情夫赵令史密谋，要加害张海棠。

　　　　一天，张海棠的哥哥张林在穷落潦倒之中来向妹妹讨一点外出的盘缠，张海棠就给了他一些衣服和首饰。马家大老婆借此到马员外处诬告张海棠，说他把衣物私赠了奸夫。马员外一听气急致病，大老婆命张海棠为马员外端汤，并趁机在汤水中加了毒药，害死了马员外。为了争夺马员外家的遗产，大老婆竟说马家唯一的儿子是她生的。为此，她还出钱买通乡邻作伪证。张海棠当然舍不得自己亲生的年幼儿子，两个女人就争吵到衙门里。

　　　　没想到，大老婆的情夫赵令史就在衙门里做事。太守本是个糊涂官，竟把案件推给赵令史办理。赵令史如何处置，可想而知，可怜的张海棠被钉上九斤半重的大枷，押解到开封府去定罪。

　　　　开封府的包拯看过案卷，本已发现不少疑点；而张海棠的哥哥张林这时又正恰在开封府当差，从旁帮助申诉。于是，包拯就采用了一个聪明的审案办法：他叫差人在公堂阶下用石灰画一个阑，把那个被争夺的年幼的孩子放在中间，令两个妇女拽拉，声称谁把孩子拉出来，谁就是孩子的身生母亲。大老婆当然狠命拉拽，而张海棠生怕扭折孩子的手臂，死也不肯用力。这样，孩子是被大老婆拉出了阑外，但包公也看清了张海棠才是真正的母亲。从一事的真假，可以判别全盘真假，包公由此推断，终于把全部案情搞清楚了，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无疑，这出戏的艺术关键，在于公堂上的灰阑之计。这一设计，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巧思”，而是剧作家把充分的人情考验

　　　　引入执法场所的一种杰出安排。正是这一安排，使得张海棠这个被人贱视的囚犯痛痛快快地倾吐了一次亲子之爱。请看，包公两次让两个女人拉拽孩子，张海棠两次都没花力气，包公佯作生气了——

　　　　包拯兀那妇人，我看你两次三番，不用一些气力拽那孩儿。张千！选大棒子与我打着！

　　　　张海棠望爷爷息雷霆之怒，罢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马员外，生下这孩儿，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干避湿，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