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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犁黑手翻成笏，

　　　　食肉朱唇强吃荠。

　　　　只有一般凭不得，

　　　　南山依旧与云齐。

　　　　不要简单地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劳苦人民总是喜欢社会翻腾的。不，这里所说的“贵落深坑贱出泥”，“杖犁黑手翻成笏”，一点也不意味着劳苦人民的伸腿舒腰，相反，主要是指流氓无产者、政治野心家的升沉捣鼓。这种社会动乱，对于广大人民始终是灾难。《白兔记》浓重地传达出了这种由动乱酿成的灾难气氛

　　　　，这也就侧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动乱年月中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是多么厌恶这种年月啊。

　　　　也许，这并不是戏剧家明确意识到的艺术目的。但是，戏剧家身处动乱之中，触目烽火疮痍，也就自然地、不自觉地把这种隐潜着的重大感受表现了出来。我们说过，文艺创作历来是自觉和不自觉相结合的产物。许多戏剧作品的实际美学价值，常常是作家自己的艺术目的所不能完全概括的。戏剧作品作为民族精神的准确写照，一半固然是在于戏剧作者自觉地成了民族的代言人，一半还在于他们不自觉地在笔端散发出了或时或地的社会气氛，从而照见了民族精神的某一侧面。

　　　　与《白兔记》在基本精神上接近民间相应称，这个戏在艺术方式上也质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故事紧凑，人物鲜明，较多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审美习惯。随着这一优点同时而来的弱点，是语言上的平直粗疏，有欠锤炼，其他方面也颇多草率之处。

　　　　三、《拜月亭》

　　　　又是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又是一个流亡离乱的故事！

　　　　比之于《荆钗记》和《白兔记》，《拜月亭》所提供的背景更纷乱、更泥泞，几乎全剧的主要部位都设置在逃难的畏途中，风雨的行旅里；但是，这出戏的男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却比前两剧更扎实、更鲜亮。戏剧家让他们在患难扶持中萌发爱情

　　　　，这就使他们以后的追求和奋斗有了非同一般的情感基础。

　　　　此剧开始在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上层争斗中，在异族兵临城下的险境下，在皇帝的御座前，逃跑派和抵抗派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是抵抗派失败，抵抗派的代表人物左丞相全家被斩，只逃出一个儿子，被书生蒋世隆搭救，并结拜为兄弟。

　　　　既然不抵抗，首都当然很快就陷落，兵部尚书王镇忙着去与侵略者和谈，连自己的家庭也管不住了，他的千金小姐王瑞兰不得不与母亲一起卷入了逃难的人流。在一次兵骑的骚扰中，王瑞兰和母亲走散了，正在惶恐寻找的时候，听到了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她寻声找去，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男子，而不是母亲。原来，这个陌生男子就是搭救过左丞相儿子的那个见义勇为的书生蒋世隆，他也正在与妹妹蒋瑞莲一起逃难，刚才在一阵慌乱中也失散了，他大声呼喊着妹妹的名字“瑞莲”，却被王瑞兰听作“瑞兰”。王瑞兰想，母亲没有找到，自己一个姑娘家单身孤旅，诸多不便，不如就与这位青年搭伴赶路。两人商议了一下，倘若遇到旁人盘问，便以兄妹相称；但又一想，“兄妹”面貌不同，口音差别也很大，容易招疑，不如干脆就冒称夫妻。于是，这对患难中相识的青年男女，就相扶相持地上路了。

　　　　那么，蒋世隆的妹妹蒋瑞莲又到哪里去了呢？正巧，就在王瑞兰的母亲大声呼喊女儿“瑞兰”时，应声的倒是蒋瑞莲。她们这一对素不相识的老妇、姑娘，也互相同情起来，既然都找不到亲人，就象母女一般搭伴而行。

　　　　你看，由于两个谐音的名字，阴错阳差，使两个家庭的成员暂时产生了新的组合。兵荒马乱之中，什么巧事都会发生的。

　　　　且说蒋世隆、王瑞兰一路之上假冒夫妻，渐渐也真的产生了爱情，后来在一家落脚的客店中，由好心肠的店主作主婚人，正式成婚结为夫妻。婚后不久蒋世隆染病，王瑞兰就在客店中照顾着他。

　　　　战争终于结束了。和谈归来的兵部尚书王镇途经客店，遇见了久别的女儿，惊喜异常。但一听女儿已嫁给了一位平民书生，又十分生气，横蛮地把女儿带走了，把蒋世隆一人撇下。此后，蒋世隆逆旅萧条，王瑞兰对景含愁，夫妻间身隔重山，心在咫尺。

　　　　一天晚上，王瑞兰在家拜月祈祝夫君安康，被当时仍然跟随她家生活的蒋瑞莲偷听到，两人终于发现：原来她们是姑嫂！这样，一个对夫君的思念，一个对哥哥的思念，合成了一体。

　　　　权位观念很重的兵部尚书王镇，不仅拆散了蒋世隆和王瑞兰夫妻，而且还一定要把女儿王瑞兰和义女蒋瑞莲分别嫁给新科文武状元。对此，王瑞兰不肯，新科文状元也宣称已有妻室。但一来二去到底弄明白了：新科文状元就是蒋世隆，而新科武状元则是当初被蒋世隆搭救而成为义弟的那位忠臣之子。毫无疑问，这两桩婚事不仅办成了，而且各方面都兴高采烈。大家简直不相信事情的结局会这么凑巧，这么美好。

　　　　是的，总的说来，此剧的情节赖仗于巧合，而且似乎巧合得多了一点。但是人们还是喜爱这个戏，喜爱得那样深挚，那样长久。

　　　　我们不妨认为，正是这么多的巧合，组合成了色彩瑰丽的传奇性

　　　　。

　　　　巧合，在中外戏剧文化中都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完全舍弃它，戏剧世界无疑将减少许多魅力，戏剧的凝炼、集中、强烈，戏剧情境中的风趣，都将削弱大半；然而用得不当，它却也会给戏剧带来纤巧、造作、虚假、矫情、粘腻等等的灾难，人们所普遍厌弃的“佳构剧”多半也是在这方面败坏名声的。那么，为什么《拜月亭》的重重巧合人们大体上还乐于接受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巧合合乎生活的本质真实。蒋世隆和王瑞兰两人地位悬殊，他们险峻的结合并不是起于偶尔的一见钟情。名门千金和普通书生在举城迁逃中邂逅是合理的，邂逅时两方都只剩了一人也是合理的，两人相识后结伴赶路又是合理的，结伴赶路时以夫妻相称仍是合理的，在患难扶助中名义上的夫妻终于成了事实上的夫妻，更是合理的。总之，一个民族危亡的总体背景，一个满目干戈的人生际遇，使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具备了充分的合理性，他们两人的情感牢度，也超过了其他许多才子佳人题材的作品。有了这个基本前提，也就给艺术手法的采用提供了较多的自由，容易引发虚假感的巧合，也不显得虚假了。这就说明，在文艺作品中，局部性的真实固然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还是整体性的本质真实。

　　　　例如，王瑞兰和蒋瑞莲两位姑娘由逃难时互相错位到拜月亭复位相认，可以说是起于巧合而又终于巧合。这个戏无论叫《拜月亭》还是叫《幽闺记》，都是从这第二个巧合的场景——“幽闺拜月”伸发出来的。但是，这组由巧合所构成的人物关系的系结和解开，并不勉强。她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的灾祸，因而连王瑞兰这样的大家闺秀也未能幸免于旷野逃奔；无论是王瑞兰还是蒋瑞莲，作为封建时代的年轻姑娘一陷乱军之中而又失散了亲人，势必要急切而惶恐地寻找一个差强人意的保护者，我们不能要求她们象现代青年一样，长时间地站在山口路间，觅亲人于过往难民之间；一旦依附他人，在通讯不便的古代，要快速地找回亲人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她们在拜月祈祝时互相发现，也很适合那个时代的青年女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何况戏剧家把这一场戏写得那么精细、那么微妙。显而易见，这种由错位到复位的巧合，放在现代剧作中，就很难维持那么长的时间，产生那么大的艺术力量，而且又显得那么可信。即便是一个艺术技巧的采用，也如此密切地关联着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正为此，现代剧作家一般比古代剧作家少用巧合之类的艺术手法，除非先给剧作提供一个特殊的、能使巧合变得确实可信的小环境。

　　　　在《拜月亭》的种种巧合中，比较难于令人满意的是最后一个巧合：文、武状元正恰是蒋世隆及其义弟，而他的岳父又正恰要把女儿嫁给状元。这在思想上，反映了戏剧家的思想局限，而这种思想局限又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在艺术上，这是给予有着深切情感基础的蒋、王婚姻关系一个完全实现的契机，也对于作为这对婚姻关系的唯一阻力出现的兵部尚书王镇，一个不大不小的讽刺。由于蒋、王的婚姻关系在这一巧合前已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因此尽管使这种婚姻关系实现的办法有点草率和勉强，在观众中也比较能够通过。在这一个关节口上，要戏剧家采取另一种更为深刻可信的结尾，或许会超出他的思想范畴和艺术习惯。

　　　　对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总体理解：蒋世隆，王瑞兰两人的结合，是以一场灾难暂时地拉平了他们的地位

　　　　为前提的；待到这场灾难过去，他们各自恢复了原来的社会地位，于是终于产生了灾难前的社会关系

　　　　与灾难中建立的婚姻关系

　　　　的矛盾，王镇要以社会关系来冲决婚姻关系，蒋、王自己则要以婚姻关系来冲决社会关系；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让王镇胜利，便构成一个深刻的社会悲剧，让蒋、王两人自己通过奋斗和叛逆来争取胜利也可以，但他们两人的性格、素质又缺少这种力度；那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那就是让蒋世隆的社会地位也急剧提高，提高到与王瑞兰基本相平，这样，社会关系与婚姻关系就可消弭距离了。显而易见，《拜月亭》的作者是采用了第三种可能。采用第三种可能在思想上是一种比较中庸的办法，即既屈从了社会地位上的等级门阀观念，又保全了在患难中建立的婚姻关系。这就出现了一种由浅薄的外表包裹着的进步，或者说包含着进步内核的浅薄。在艺术上，采取这种中庸的办法，使一个险些通向悲剧的危局一下子通向了喜剧。由巧合所带来的中和性结尾使观众的情感获得了满足和慰藉，这是广大中国观众所习惯的。中国观众在看《拜月亭》时，可以不喜欢王镇，可以厌恶等级门阀观念，但又不忍心看到王瑞兰与她父亲的惨痛分裂，不忍心看到蒋、王婚姻与整个封建上层社会的惨痛分裂。许多进步剧作拖了一个不无勉强的大团圆，来与中国观众的这种习惯性的审美心理相应称。不难想象，《拜月亭》的题材到了多数欧洲剧作家的手下，一定会在蒋、王的婚姻关系与门阀地位的矛盾和分裂上多做一些文章，而会减少一些皆大欢喜的喜庆气氛。这也是由他们的观众的审美习惯决定的。

　　　　由于《拜月亭》严格地依据题材的客观背景来裁夺艺术手法，因此，它既使一些容易落套的艺术手法焕发出了活力，又避免了一些似乎很难避免的艺术手法。例如对于戏剧人物面对面地进行激烈冲突的场面，《拜月亭》就不是很醉心。有一些，但既不多又不重要。《拜月亭》的主要艺术部位，并不是把戏剧人物分成善、恶两大营垒，进行对峙和交锋。它只是用力烘托出纷乱而险恶的社会环境，从而描写各种身分、各种性格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的种种表现。这些人物，总体说来都是比较良善的。即便那个很有点讨人嫌的兵部尚书，也没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