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与此有关，《琵琶记》在格律方面也达到了惹人注目的高度。此前南戏，格律上常常显得较为凌乱、单调，而《琵琶记》则根据剧情进展的需要，调配曲牌、节奏，组织联套、专用，裁定四声、句格，显得非常细致精到。这方面，它不仅受到后代顾曲家们的高度称赞，而且几乎成了在传奇创作中审度格律的一个齐备的范本。人们把它说成是“词曲之祖”，诚非偶然。传奇的格律，是传奇艺术形式上的重要组成因素，后来到吴江派手里还会伸发出许多苛严的规范，但无论如何，高明已垒就了不少基石。这也是《琵琶记》在传奇发展史上据于开创性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了《琵琶记》和“荆、刘、拜、杀”这样一些剧目的铺垫，中国戏剧文化可以以南方为大本营，发展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了。
………………………………

三　由岑寂到中兴

　　　　中国文化史家在叙述过元明之际的种种杰出作品后，总要出现一个不短的顿挫。

　　　　按说，明初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不太差。从起义者蜕变而来的统治者此时的头脑还比较清醒，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措施，很有收效，整体社会景象也算安定。但是，奇怪的是，几部有影响的大作品却产生于前朝气数将尽、新朝尚未稳定的动荡年月，产生于那些颠沛于烟尘间的艺术家的手中；而当朱明政权趋于稳定，社会动荡的烟云渐渐消散的时候，文艺的境况反倒一蹶不振了。

　　　　永放光辉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元明之际动乱岁月中产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没有在历史记载中留下详细的生平事迹，人们只是约略知道，他们两人都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有点关系，罗贯中相传当过张士诚的幕客，本人甚至还曾“有志图王”，很有一点政治抱负，后来似乎很不得志，“与人寡合”，隐身江湖，不知所终；施耐庵与张士诚有同乡之谊，据说曾参加过张士诚的义军，又据说张士诚称吴王后还曾亲自登门邀他出山辅佐，施耐庵托辞老母在堂，难以从命，其实他当时已在草属《水浒传》了。与《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一样，据说施耐庵也曾在明朝初年受到过朱元璋的邀请，结果同样不肯出仕。尽管这些传闻都未必确凿，但毫无疑问，这些屹立千古的文化大师和文化巨著，并非起之于朱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并非成之于共庆升平的封建稳定期。混迹险途，历尽沧桑，遍尝升沉荣辱，深知世态炎凉，见邀于王公贵胄，遁身于江河湖海，有拏云摩天之识，具博古通今之才，烟尘满脸，浩叹满纸——这才是一代艺术大师的形象。

　　　　朱明王朝坐稳了江山之后就开始实行封建文化专制，这种专制后来在明、清两代延绵不绝，使得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受影响，不仅被欧洲所超越，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专制在朱元璋实行之初显得特别有效，因为当时朱元璋刚采取“以经义之文取士”的办法，既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严格地局限于“四书五经”的教义章句里边，又以官职禄位加以引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这种外慈内严的政策一时是没有招架之力的。朱元璋想把高明、施耐庵等人请出来，是要让他们为封建文化专制粉饰、张目。这绝不是发展文艺的措施。高、施他们不想做官，但也不至于因此而构成反抗势态。朱元璋是不能容忍任何明显的反抗势态的。一代名公高启，不就是因为不接受所授户部侍郎的官职，被朱元璋记恨在心，后来托故在南京腰斩了吗？当然，对于大杀功臣、尽诛元勋的朱元璋来说，杀几个文人是不算怎么回事的，但对于文化事业来说，这种威胁也实在太大了。

　　　　思想限制、科举引诱、刀兵威胁，这三项，几乎剥夺了所有艺术家的自由，因而实际上也就是扼杀了一切真正的艺术家。明代初年文化界的岑寂，也本源于此。

　　　　自由，民族精神的自由，是一代文化的灵魂和动力。不要苍白的严整，宁肯要离乱中的自由精神；不要狭窄的云梯，宁肯要草莽中的自由奔突；不要堂皇的典藉，宁肯要粗声豪气的自由言语。自由，自由！平稳的朱明王朝剥夺了这种自由，因而也就消除了文艺所必需的吸附力和精神活力。这一切，即便在战乱中也没有被剥夺得那么多。伟大的民族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自身，它就会被帝王意志、正统意念所取代，它不得不沉睡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魅力，首先在于它们有声有色地传达了一种自由而壮丽的民族精神。请看人才辈出的三国时代，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爆发得多么强烈！那么多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么多令人神旺气壮的战斗，那么多的智慧与诗情！鼎立的三国，不管截取哪一方单独来看，都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激情扑面而来。管什么正统与否，管什么谁是谁非，今天中华民族的子孙只知，曾有这么一个历史阶段，祖国的江河山川间到处驰骋着无数天才豪杰，充分地显示了我们民族的强悍和健全。《水浒传》不也是如此吗？一次反抗，一次起义，在我们民族英勇的儿子们做来，竟那样蔚为壮观。即便只是占取了一座梁山、一荡水泊，他们竟也建立起了一个颇有理想色彩的农民王国。他们不甘心匍匐于长鞭木笳之下，煎熬于苦痛凌辱之中，他们要奋起与朝廷对峙、与百官周旋，而且又对峙得那么漂亮，周旋得那么令人赞叹。这不也正是一个蓬蓬勃勃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么？不错，三国的将领和水浒的英雄有着地位的差异、阶级的分野，但它们为什么同样被中华民族的整体所喜欢呢？原因就在于，它们以自己不同的声部、不同的职能，组合成了一曲和谐雄浑的民族精神交响乐。

　　　　这两部巨著的同时出现，再鲜明不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两个朝代、两种统治交接的当口上。在封建文化专制不得已而稍稍松宽的情况下，在森严的文网一时管不着的天地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情感就会按照自身面貌突涌而起，而它的主调是豪迈不羁、自由奔放的。相反，在“以经义之文取士”的政策广泛推行的朱元璋治下，这一切都没有了。人们可以在默默地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作着进一步的整理工作，但是要创作这样煌煌巨制的时代气氛，已经不在了。与明初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最为适合的一种艺术怪胎，就是所谓“台阁体”。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人，连任相位数十年，他们高坐权位而为文作诗，其内容无非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其形式无不刻板平泛，表面呈“雍容典雅”的虚假气色，实则萎弱不堪，陷入了文艺的末路。企图纠正“台阁体”的另一位宰相李东阳也未能根本上脱去这种格调。这些人都主宰天下文柄，无数学人翕然宗之。

　　　　时间一长，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满，例如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这些人就主张从古代撷取苍浩博大的气势来疗救当日文坛，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人称“前七子”，以与后来活动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相区别。秦汉盛唐的文化气象当然令人仰慕，但那毕竟已是遥远的陈迹，靠着亦步亦趋的摹拟和追忆，当然是无法从根本上疗救文坛的。就象一个人的奕奕生气无法从摹拟别人得来一样，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也不能求之于对异代的摹拟。即便是表现异代的题材，也要以作者本身的胆识气概去处置，而这种胆识气概又必然是作者所处的当时当地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前后七子，也许还要包括“唐宋文派”，确实是很想重振中华文化的，但他们的思想规范过于紧窄，他们的话动天地过于狭小，他们自己疲弱的生命已无法给文化事业输液补气。乞灵于祖先，求援于故籍，正是这些上层知识分子悲剧，也是中国文化机体局部性僵死的表征。台阁重臣、开国文魁、一代宗师，都已无法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者。至于新兴的代表者，一时还没有组织成一支可观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戏剧，当然也很不景气。

　　　　新形式的更替，还不能决定戏剧的整体命运。在《琵琶记》和“荆、刘、拜、杀”之后，新兴的传奇也出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黯淡岁月。

　　　　戏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于“台阁体”的作品，邱濬的《五伦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五伦记

　　　　》全称《五伦全备忠孝记》，作者邱濬是当时显宦，一四五四年中进士，后来拾级上升，直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巍巍高位。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五伦记》一直是以令人讨厌的反面形象出现的，不要说今天，即便是明代，多数有识之士也已经受不住它的系统而又腐朽的纲常道学说教。例如明代戏曲家徐复祚就说它“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可见厌恶之深了。王世贞也说“《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口气比徐复祚婉和一点，但鄙弃之情不减。

　　　　这是不错的。纲常道学的说教索性用枯燥僵硬的逻辑文字写出来，人们还好受一点，把它当作一具思想的“木乃伊”就是了，当然不愿接近，但也不至于恶心；但是，一旦当这种说教要附体于一组艺术形象，要伸化为一组故事情节，即要在美的领域里来谋取一席之地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尊严的人，活泼的灵魂，正常的愿望，合理的情感，都一一被套上了沉香木的桎梏，只剩下小心翼翼的脚步，言不由衷的声音，矫情做作的行止，冠冕堂皇的暴虐。这就使得有着比较正常的人情的人不忍卒睹了。看《五伦记》远比读朱熹的文集更令人腻烦，原因便在这里。

　　　　那末，《五伦记》究竟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历来的文化史家不愿让自己的笔在腐臭中留驻，往往只是忿忿提及，并不稍加绍介。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不能抹去的一页，此剧的影响，表面上看只是波及万历年间，但就其思想格局和艺术格局来说，实际上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找到渊源和衍生。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一角长期存在的阴影。我们是应该对它定睛片刻的。

　　　　《五伦记》的故事梗概如下：

　　　　一个姓伍的太守死时留下三个儿子：最大的是前妻生的儿子叫伍伦全；中间一个是后妻范氏生的儿子叫伍伦备；最小的是一位亡友的儿子叫安克和，他收作义子，与亲生儿子一般看持。伍太守一死，就由后妻范氏撑持门面。

　　　　一天，三兄弟外出游春，弟弟们很想进酒楼、歌楼、赌场逛逛，大哥伍伦全想起儒家圣人说教，都一一劝阻了；弟弟们想到佛寺、道观玩玩，伍伦全也说佛教、道教不如儒教好，只领着弟弟到儒学中来。没想到刚走到夫子门墙，就遇见一个醉汉，出言不逊，弟弟们就与他争吵起来。哥哥伍伦全连忙把弟弟拉回家去，并且很是后怕：要是闹点事出来，不是让母亲忧伤么？今后再也不应出来玩了。

　　　　果然不巧，几个月以后，这个醉汉在街上被人打死了，究竟是谁打的呢？官府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