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母教师 | 乡村精品合集 | 乡村活寡 | 乡村欲爱 | 乡村春潮 | 乡村花医 | 欲望乡村（未删） | 乡村艳福 | 乡村春事 | 人妻四部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为了演象严嵩，竟毅然到当今相国门下当走卒三年，体察一个奸相的举止动作，这种严谨的艺术态度，在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史上都属罕见。我们在此只想借这段记载说明另一个问题：《鸣凤记》直到明代灭亡之际都是一出被人们竞相上演的热门戏，而其之所以热门，是由于严嵩式的官僚依然在朝。“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这一令人痛心的历史现象，既给马伶带来了体察的便利，也说明了《鸣凤记》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客观社会原因。

　　　　当然，《鸣凤记》之所以震撼人心，还有它本身艺术处理上的原因。总的说来，它以浓重的色调渲染出了一种悲壮美，上承《赵氏孤儿》，下启《清忠谱》，是中国戏剧文化史上那条表现浩然正气的精神长链中的重要一环。

　　　　剧情比较分散、人物比较驳杂，是它的一个缺点；但由于把正邪善恶两大营垒划分得非常清楚，把邪恶一方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正义一方的勇敢刚强、大义凛然表现得充分透彻，人们仍然可以从分散和驳杂中获得十分鲜明的总体感染。即便是对这段历史不甚熟悉，对那些人名很难理清的观众，也会对之激动不已。

　　　　《鸣凤记》的艺术鼓动性，首先在于把全部戏剧行动所要摧毁的目标描写得十分透彻，使得所有的观众都极度痛恨以严嵩为中心的那个罪恶的巢穴。在北有鞑靼、南有倭寇、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爪牙赵文华、鄢懋卿等人把持着国家大权，为非作歹，劣迹恶行令人发指。《鸣凤记》在“严嵩庆寿”、“严通宦官”、“花楼春宴”、“文华祭海”、“世蕃奸计”等出目中，以极度的愤怒，拌和着辛辣的讽刺，对这群祸国殃民的奸贼予以揭露。例如，“文华祭海”一出，揭露的虽然只是爪牙赵文华，却把这伙人的整体面貌刻划出来了。倭寇侵犯东南沿海，到了“攻陷城池、杀戮万姓”的地步，皇帝要宰相严嵩任命官员前去剿灭，严嵩生怕真的派去一员猛将去征剿成功，这员猛将一定会受到皇帝信任，以后很可能不服自己管制。于是他竟任命自己的干儿子、完全不懂军事的腐儒赵文华为兵部尚书，前去征剿。赵文华一到东南沿海，便先祭东海龙王，“用猪羊四十副，金银酒器一箱，诵经和尚一名”。他只知，祭完之后，一箱金银酒器归于自己，杀一些无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级到朝廷领赏，最后竟然要把诵经和尚也杀了，因为一颗头可换来五十两银子。诵经和尚在危急之中只能骗他，说自己手下管着五百个云游和尚，他可以都召集来，让赵文华杀了，到朝廷换得一万五千两银子。赵文华一听甚好，赶快命令把诵经和尚放了。那么倭寇怎么办呢？赵文华深知，远在京城的皇帝哪里知道东南沿海的实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朝内有人，边功易奏，岂有他虞。”而委派他的严嵩一家对他的指望只是：“江南富贵繁华，赵公一去，可保金银宝玩满载而归，少不得一半是我家的。”稍知明代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些貌似荒唐的描写，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鸣凤记》集中地展示出来，实在令人气愤。

　　　　有时，随手写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观众的愤怒。翰林学士郭希颜与两个学生一起在街上走，遇到一个唱曲行乞的瞎女人，因见骨瘦如柴、哀声可悯，前去询问，这个瞎女人的回答竟然是：

　　　　奴家原是扬州商人李氏之女，父亲在京开了个段匹官店。严世蕃在店前经过，见奴姿色，强逼为妾。父亲既死，家财尽被掳占。今世蕃有一十六个爱妾，见奴色衰，万般凌虐。他正妻怀恨昔日宠爱，将奴刺瞎双目，赶出抄化。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悸的暴虐！走不了多远，师生三人又遇见了一个男乞丐，一问之下，原来是严嵩的一个同乡人，叫胡义。严嵩没做官的时候，多亏胡家的接济，现在严家有权有势，连家乡的管家人都不可一世，竟把胡家的田地吞占了。胡义筹集盘费千里来京，向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严世蕃求援，但是半年以来连严府的门都没让他进。胡义盘缠使尽、口食不周，几次想自杀，又想到家乡妻儿正悬望着自己，因此只得沿街行乞。

　　　　这类琐小的情节，轻轻点染，把恶贯满盈的严家写了个透彻。剧作既写于当时，这类情节的虚构成分估计也不会太多，散陈杂列，带有一定的报导性，正是时事纪实剧的特点。

　　　　对立面的丑恶性质既然写得那样明确，因而写正面力量的抗争行动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据。这一点，《鸣凤记》略胜《赵氏孤儿》一筹。《赵氏孤儿》也写了对立面势力屠岸贾的种种暴虐，但这些暴虐大多是出于搜查赵氏孤儿这一具体目的；《鸣凤记》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表现了严家在边境垂危的情况下祸国殃民的整体性暴虐，因而对严家的抗争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正义性，争抗者的人数也就更多，争抗的范围也就更大。简单说来，正是恶之愈广愈烈，致使善之愈广愈烈。

　　　　不要过多地责怪《鸣凤记》的线条繁多。作者是要表现一支确实出现在历史上的人数不少、组成复杂的争抗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争抗而数折数起，明知有前车之鉴，明知有破家之险，仍然冒死前行；一人倒下，不知从什么地方，又站起了勇敢的继承者……单线突进的结构方式，已无法表现这场铺盖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的政治斗争。

　　　　与严嵩地位相当的宰相夏言，是《鸣凤记》首先着力刻划的一个正义的代表。他本已告老还乡，过着优游林下的舒适日子，由于同僚旧友们想借他的声望来对严嵩的凶焰有所阻遏，极力向皇上推荐，他自己出于忧国之心，重受相职于虎狼成群之时。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并没有因霜鬓银髯而稍减斗志，当他运筹帷幄力图恢复河套，处处遭到奸臣们的阻难时，他并不畏惧，当面责斥严嵩，不为自己留半点余地。人们劝他：“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忍耐些罢”，“二虎不共斗”，“还是慎重为上。”他的回答是：“倘有不虞，何惜一死！”他深知严家奸贼包围着皇上，进谏极难，但仍然决心“猛拼舍着残生命，不学他腆腼依回苟禄人”。结果，他果然被恶人先告状，圣旨下达，将他处斩。这位年迈的宰相“赤身绑缚鬓蓬松”，倒下在市曹利刃之下。

　　　　武将杨继盛夫妇的行迹也令人感动。杨继盛为了揭发严嵩的党羽仇鸾通敌的阴谋，反遭严嵩陷害，被毒刑拷打，手指拶折，胫骨夹损，然后被谪贬到边地做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官。后来仇鸾通敌的事实暴露，杨继盛被皇帝召至京城重任武将，他一点也没有因为上一次的挫折而苟且偷安，仍然写奏本揭露总根子严嵩。打折过的手指在流血，温柔的夫人在旁边劝说，他只是不管，连夜写罢奏本，第二天一早到午门外朗声宣读。不出所料，这位刚刚复职的武将也被处斩。他的夫人在临刑前赶到，为丈夫满斟别酒一杯，然后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读：

　　　　于维我夫，两间正气，万古豪杰，忠心慷慨，壮怀激烈。奸回敛手，鬼神号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关脑比心，严头稽血；朱槛段笏，张齿颜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诀；耿耿忠魂，常依北阙。

　　　　杨继盛被斩之后，杨夫人又托监斩官转达皇上，依杨继盛生前嘱咐，尸体不加掩埋，以“尸谏”感动君王。监斩官说这种意思不敢转达，杨夫人立即拔出利刀，当场自刎身亡。这种贞烈行动，连监斩官、刽子手看来都大为震动，深深怜惜。

　　　　兵部郎中张、礼部主事董传策、工科给事吴时来三人英勇上本的事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时来与其他两位同约上本之后回家，面带忧容，老母惊疑，开始时他还以其他言词搪塞，后来看老母深明大义，便实言相告。并安慰母亲说：“孩儿此本纵有谪贬，谅无大祸，望母亲不必挂心。”母亲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告诉吴时来：“孩儿，你不须念我，且把死生父母置之度外，好好去做个忠臣！”实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张回到家里，更是作了必死的准备。他一方面安排妻儿回乡，一方面又命人预备棺材。妻子十分奇怪，前来盘问，他也是找借口支唔，说什么“昨见街坊老者冻死，怜其无棺，欲要送他”，又说什么“考绩将满，当补外任，为此送你母子先去，下官不久就归”。妻儿将信将疑地走了，他孤身一人，不禁发出长长的浩叹：

　　　　我想朝中众臣，多是封妻荫子，下官为国，反成抛妻弃子，恐非人情也！只是我平生志愿，不在妻孥之乐，倘驱除奸佞

　　　　，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宁

　　　　，便苦了我一家也说不得

　　　　。

　　　　这种情怀，当然是高尚的，感人的。

　　　　不错，这些人的行动只是一项：上本参奏，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似乎不大有出息。但是，这种行动方式，是这些人当时能够战胜严嵩的唯一方式。这个隘口很小、很险，简直无法通过，一批批勇敢的人都在这隘口前倒下了，但人们仍然在不屈地向着这个隘口挺进。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在支持着他们，众多的百姓在目送着他们。他们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点愚笨，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却是明确而正义的：一定要板倒大奸臣严嵩。他们组合成了一支鲜血淋漓的壮烈梯队，虽然零零落落，却又声息相通，虽然陈尸遍地，却又积贮、鼓荡起了一脉可贵的正气，使严嵩的覆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天意从来高难问”，最后为什么皇上会突然回心转意，抛弃了严嵩，剧作没有、也无法加以说明，这是《鸣凤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弊病；在我们看来，大批志士仁人的鲜血和尸体对于严嵩的覆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在这方面，《鸣凤记》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职责。即便结尾有点匆忙和突兀，它在主体部位所积蓄的愤怒和力量，已足以给严嵩以毁灭性的打击，已足以为不屈的志士们唱出一首悲壮的颂歌。

　　　　《浣纱记》

　　　　作为戏曲声腔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浣纱记》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梁辰鱼是一位名列史册的戏剧改革家。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传奇的内容。

　　　　这个戏表现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军事、政治斗争——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由于这场斗争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历来被采作戏剧表现的题材。不少剧本已经亡佚，《浣纱记》则作为这一题材的主要代表作留存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日后继之而起的这一题材的创作剧目，大多与它有姻缘关系。

　　　　《浣纱记》特别令人注目之处，是以一条爱情的线索串络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说来，它起之于吴胜越败，结之于吴败越胜，而这种胜败倒逆的原因，是在于越王勾践和谋臣范蠡执行了一项成功的政治谋略。这项政治谋略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向吴王献上越国美女西施，表面上供其欢娱，实际上损其意气，而这位西施又恰恰是范蠡的未婚妻！

　　　　范蠡，这位使越国反败为胜的决策者，为了实践自己清醒的理智而要牺牲自己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