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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新派为主”、“旧派为附属科”，实际上完全着眼于新派，是以日本为中转的对欧美戏剧的引进。这种引进，也不是一路顺风，我们记得，即便在自己的国度之内，南北戏剧的移栽也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更何况漂洋过海而来的域外文化。由于所引进的话剧本身的逐步改进和客观社会条件的相对成熟，这种外来的戏剧文化也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安顿住了。

　　　　话剧的风行是有理由的。浅而言之，话剧“既不打‘武把’，又不练‘唱工’；既无‘台步’，又无‘规矩’，于是你也来干我也来干，大家都来干，所以象蚁蜂一样随风而起，成立了许多的小剧团。”而对本世纪前期那些素来熟习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来说，近于生活的语言、随剧情改变的实设布景，也都是有吸引力的。深而言之，正处于激变阶段的中国社会比较欣赏这种外来戏剧形态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承载能力和输送能力，于是，先是承载滔滔不绝的有关社会改革、思想启蒙的说教，然后是输送易卜生主义和其他反映欧洲近代文明的社会思潮，最后，一些热血沸腾的社会活动家也看中了它，把它作为向黑暗现实挑战的武器。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都是中国现代社会热切地向各种艺术形态呼吁着、索取着的；但也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是较难直捷地满足这种需要的。我们今天不应过于冷静地嘲笑前辈戏剧家们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功利追求，批评他们一度对于传统戏剧文化的淡漠。国破家亡，理当奔命呼号，丝竹管弦，暂且安之一隅，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在这种基本背景下，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所遇到的比照和较量是严峻的。现代社会比过去有着更广泛、更密切的内外交流，戏剧领域内部的互相影响自然就更明显了。话剧的存在和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戏剧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即便有的观众仍然喜好戏曲而不喜欢话剧，他们对戏曲的要求也因话剧的比照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因此，传统的戏剧文化又一次遇到了革新的课题。

　　　　依照过于直捷的社会功利需要进行改革，使戏曲向话剧靠近，成为一种保留着唱工和武功的话剧，这实际上会使中国戏剧文化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也就失去了改革的本体，因此也随之失去了改革的意义。一些社会活动家曾对戏曲提出过这样的改革要求，但是，真正的戏曲艺术家却没有走这一条道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新时代的戏曲艺术家平心静气地思考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大刀阔斧地删改掉那些与新时代的社会观念和美学观念不相容的因素，却又不损伤这种传统审美方式的基本形态，对于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戏剧文化的个性、又能与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接通关系的部位，还要通过精雕细刻的琢磨和刻苦的技术训练，使之发出空前耀眼的光彩。梅兰芳等人的努力，不仅延续了传统戏剧文化的生命，而且还使许多现代人真正认识了传统戏剧文化，领略了它的美学价值。

　　　　应该说，这是与梅兰芳等人自己先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分不开的。梅兰芳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进行访问演出，既对世界现代文化艺术潮流作了实地考察。又把中国戏剧文化放到了国际舞台之上，承受了艺术考验和美学评议。他还结识了世界现代许多著名戏剧艺术家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丹钦科、布莱希特、肖伯纳、卓别林、范朋克，既在他们身上开阔了眼界，又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自信。另一位戏曲艺术家程砚秋也曾于三十年代前期专程赴欧洲考察歌剧，并把考察成果写成长篇著述向国内同行报告。在这些表演艺术家周围，又有一些具有国际文化素养的现代学者辅佐着，齐如山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齐如山谙悉英语、法语、德语，游历过欧美许多地方，熟知世界现代戏剧活动的情况，由这样一个人热心地来为梅兰芳修改剧本和创作剧本，帮助梅兰芳排练表演身段、计议种种改革事项，就使梅兰芳的艺术不可能不与现代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钩连。在当时的戏剧队伍中，还有不少象欧阳予倩、焦菊隐这样的兼知中外戏剧、贯通戏曲话剧、并擅理论实践的全能型戏剧家在活跃着。把这一切合在一起，使得本世纪以来我国的传统戏剧队伍与上世纪有了根本的区别。他们已经结成一个能够在广阔的现代文化背景下自觉地把握住中国戏剧文化特性的艺术群体。

　　　　这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在新时代能够堂皇立足的重要契机。现代世界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首肯和赞誉，是与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对现代世界的美学趋附分不开的。严格说来，现代世界所接纳的，是存活于上述艺术群体中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没有被现代艺术家点化成演出活体的戏剧文化遗产当然也应保存，但那暂时还只是遗迹之美而不是再生之美。

　　　　当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也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现实存在的时候，它反过来又要对话剧构成严峻的比照了。梅兰芳的访问演出所引起的欧美戏剧大师们的由衷狂热，使得国内有些喜欢拿着欧美戏剧来奚落传统戏曲的人感到疑惑和难堪。开始，他们以为是外国人猎奇，但后来却不能不陷入沉思了。不错，外国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在对中国戏曲欢呼的时候常常带有猎奇的成分，但那些声名卓著的戏剧大师绝不会如此浅薄，他们所作出的赞誉是严肃的。即就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演出的那一次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较多地是从表演着眼予以赞誉的，他们的戏剧观念与中国戏剧文化距离较大，因此所接受的因素比较零碎；当时正好流亡在莫斯科的布莱希特显得激动得多，他在对欧洲传统戏剧作逆拗性突破时突然发现了来自古老中国的艺术支持，他写于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戏剧艺术中的间离效果》一文明显地表露了他的标新立异的戏剧体系与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布莱希特眼冲的中国戏剧或多或少有点布莱希特化了，那末，梅耶荷德的把握就更进了一步，比较贴近中国戏剧文化的精神实质。他曾在一次演说中把中国戏剧文化与普希金的一个论述联系了起来，普希金的原话是这样的：

　　　　现在人们还是把如同真的一样视为戏剧艺术最主要的条件和基础。可是，有人会向我们证明，戏剧艺术的本质正在于不同真的一样。

　　　　梅耶荷德在引述了这段话之后指出：“在梅兰芳的剧院里，我看到普希金告诉我们的这个原则得到了最理想的体现。”诗情勃郁的普希金是本能地倾向于艺术的假定性和写意性的，浪漫的气质使他厌弃自然主义和机械摹仿，对于戏剧，他也想输送进去一颗诗人的灵魂。即便身边还没有这种戏剧，他也呼唤着、期待着。不难看出，普希金的这种意向，正与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相合拍，正与中国戏剧文化的韵致相接近。同样诗情勃郁的梅耶荷德面对着中国戏剧，很自然地想起了伟大诗人的遗言。

　　　　普希金的呼唤，梅耶荷德的发现，以及布莱希特的论述，既证明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有着举世瞩目的个性

　　　　，又证明它有着能被世界上许多戏剧家理解的共性

　　　　。一种不能被广泛理解的特殊文化现象是不可能长久地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能理解共性，证明它包含着可能接通人类总体的某些普遍性、必然性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又是通过鲜明的个性形态表现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美现代派戏剧家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发生兴趣，这样，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被引征、被取用、被翻新，在有些戏剧理论家笔下，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与西方最现代化的戏剧文化思潮多处不谋而合。

　　　　返祖现象，当然有可能出现；历史的循环圈，也屡见不鲜；现代的西方与古代的东方首尾衔接，已不止表现在一个方面。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回返、循环、衔接，都是向着更高层次进发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表象，实质上一切都在前进，并没有出现历史的倒退和重复。中国戏剧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内被现代世界所接纳？在这一过程中，它自身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演革与更新？这些问题正在一一被提出来，于是中国戏剧文化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自我体认。这种体认，主要不是为了要把它改造成一种能够直接发挥某种具体的社会功利作用的工具立即磨拭上阵，也不是仅仅为了要把它作为一种令人自慰的遗产消极地保存起来，而是为了在开放的世界中进一步获得文化协调，使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财富在新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焕发出确实存在的活力。

　　　　三、在与观众的密切联系中获得体认

　　　　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认识，说到底，也就是对中国人的认识，对中国人审美心理结构的认识。戏剧，不是戏剧家给观众的单向馈赠，而是戏剧家执行观众无声的指令的成果。因此，与其说能从元杂剧中看到关汉卿和王实甫的面影，不如说能从那里看到元代广大观众的脾性；与其说明清传奇展现着汤显祖、孔尚任的情怀，不如说那里永久地贮存着明清两代观众的心声。因此，窥测戏剧文化的奥秘，常常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和民俗学，同时又对这些学科作出贡献。

　　　　戏剧文化不是单独地、而是随着它的观众进入了本世纪。它的命运，直接决定于观众的弃取。当权者的禁令，富豪们的资助，可以短暂地造成它的升沉荣辱，却不能长久地决定它的存亡。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之所以没有沦亡于现代，正是由于现代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审美方式还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轨道；而这种戏剧文化之所以又要不断地革新，则是由于现代中国人毕竟随着时代的节奏在大踏步的前进。根据这种认识，一切有关戏剧文化究竟应该固守传统还是锐意革新的争执，都不应离开了观众的心理平衡凭着单纯的理性推导而趋于极端。

　　　　在本世纪很长一个时期内，有些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过于莽撞地估计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速度，而忘记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现代中国人都是漫长的历史所层叠缔造的成果，因此，他们推行对民族传统完全不屑一顾的戏剧主张，结果可悲地失去了观众；另一些戏剧家则相反，从自己早年的审美嗜好出发，低估了中国人向新时代迈进的速度，低估了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对于一般观众的冲击强度，低估了不断加快的时代节奏对于人们的心理节奏的影响程度，因此，他们过于保守地回护着传统戏剧文化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结果也可悲地失去了观众。这些，哪里仅仅是戏剧观念上的问题呢？

　　　　中国戏剧文化的正当前程，应当通过对现代观众前进方向的深入研究来寻找。

　　　　例如，在戏剧的思想内容方面，封建伦理观念的千年梦魇应该在我们的时代基本上被唾弃。这对现代观众来说，既有必要性，又具备了可能性。戏剧文化中曾经出现过的赤裸裸的道学说教早已被我们的祖先唾弃，《伍伦全备记》的命运就是雄辩的例证；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