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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从河对岸民兵据守的营地突然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是印第安武士的战吼声！
　　这些民兵据守的位置本来相当不错，但当他们被一阵猛烈的步枪火力袭击之后他们只回击了寥寥几枪就挣扎着过河爬上岸冲向主营，一连冲破了圣。克莱尔军队的两条防线，致使第一条防线陷入了混乱，当他们冲到美国营地的后方时却迎头碰上了印第安人在树林里布置的包抄部队。
　　当民兵们没命逃跑时愤怒的战士们一直追到他们后面，尽管天气寒冷他们许多人还是赤身裸体，身上涂抹着红色和黑色的颜料。巴特勒努力使第一线列稳定下来，印第安人暂时止步不前。塞普尔上校看到弗格森少校向正在追击逃命民兵的印第安人发射大炮，这使他们陷入极大的混乱，但他们的混乱很快被他们的领导人制止了，这个领导人骑在马背上，穿着一件红色外套。
　　印第安人迎面遇到巴特勒的防线，陆军正规军们站在营地外大约25码远的地方，冷酷而仓促地上好刺刀排成一道刀锋的防线。陆军战士们迅速地排成线列，环绕着圣克莱尔的整个营地，将营地守卫在内。
　　在几分钟内，印第安战士们就躲到了四面八方的木桩掩体后面，或是消失在树木背后，朝着缩在狭小的营地空间里的步兵线列用步枪开火，用致命的交叉火力摧毁他们。（显然这次印第安人的弹药非常充足！）
　　这确实是很不寻常的表现，在他们的首领的精心指挥下，战士们安静下来不再鲁莽的冲锋，达到了他们首领致命的目的，冷静而准确地使用火力攻击选定的目标：圣克莱尔防线中心的炮手和军官。战术奏效了，守卫者们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被击倒，当炮手们倒下时，威胁最大的火炮也沉默了。在被击倒的军官中有英勇的理查德。巴特勒，他在试图鼓励他的士兵时，在马上被打成重伤跌落下来。随着军官队伍的减少，一些缺乏经验的士兵开始惊慌失措。（长期与肯塔基拓荒者冲突让印第安人也获得了许多射击精准的长枪管来复枪）
　　如果美国人继续保持他们的防御姿态，他们将被猛烈的火力撕碎，圣克莱尔知深这一点。
　　圣克莱尔认为，从左边突袭可能会使敌人侧翼转弯，并打破包围。达克上校的步兵阵列受命进行了刺刀冲锋，蓝夹克和小乌龟的战士在刺刀前撤退了，但当美国人在厚厚的草木中蹒跚而行时，他们从灌木丛和树木中向逼近他们的线列开火。用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他们似乎不害怕我们做的任何事。他们可以跳到刺刀够不到的地方，再随意返回，只有当刺刀逼近时才会把他们赶出到看得见的地方。”
　　为了避免被切断与营地联系，达克的人撤退了，战斗继续回到单方面挨打的老样子。美国人越来越绝望，又发起了几次这样的刺刀冲锋，但每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达克战士出击的过程中，怀安特人和明戈人在失去保护的美国前线左侧发动了攻击。他们像冲破堤岸的流水，冲进圣克莱尔的营地，攻占了大炮，砍倒男人和女人。巴特勒手下的猛烈反击和达克联队的回归，在激烈的近距离肉搏战斗中驱逐了这些入侵者，给了印第安人战斗中唯一的不幸时刻。
　　怀安特人和明戈人愤怒地痛叫肖恩人，以争取他们的支援，在他们看来，肖尼人似乎相信他们轻率的盟友做了一个前进运动，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几乎完成了他们自己的包围。
　　酋长们可以看到，美军的刺刀冲锋是无效的，步兵线列被无情地削减和收缩向其中心。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为印地安人的火枪子弹和箭矢提供了一个更加集中和容易击中的目标。
　　美军无法射击躲在掩蔽物后面的印第安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倒下，剩下的人士气开始瓦解。
　　混乱、恐慌和彻头彻尾的懦弱加剧了失败，一些人和伤员一起躲在营地中心，寻找躲避子弹的地方，尽管有许多士兵勇敢地履行了职责，但其他人却被恐惧所淹没。
　　达克抱怨说，这些人“几乎不可能有效地发射一支枪”，埃比尼泽·丹尼形容他们“完全无法控制”，“什么都做不了”。
　　恐惧甚至潜入到迄今为止被保护的非战斗人员的心中，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生命有危险。
　　本来是给军人浆洗衣物的妇女，此时却在绝境中爆发出勇气，她们在营地里从马车下或坑洞里搜出颤抖的士兵，嘲弄他们让他们去战斗。
　　最终，圣克莱尔被迫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士兵们被强迫冒着弹雨列队；伤势严重的士兵们被告知，为了拯救将军剩余的部队，将军将把他们连同大炮、帐篷、行李和装备一起扔给敌人。如果他们能行走，他们就可以尝试加入撤退；如果不能，他们就必须被抛弃给敌人。
　　随后，一些最矫健的士兵被组织起来直接对准营地后方的印第安人发起线列刺刀冲锋，他们被命令打开一条最近的通道前往军队来时的道路。
　　随着刺刀冲锋武士们再次纷纷逃离，然而这一次略有不同不同，圣克莱尔带着剩余的兵力冲向来路，疯狂地朝杰斐逊堡逃去。此时大约是早上9：30，战斗只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
　　印第安人冲进被抛弃的营地，洗劫货车和行李，屠杀被遗弃在营地里的白人，无论男女。
　　他们缴获了8门火炮，然后埋在圆木下或沼泽里；2辆行李车；约400个帐篷；1200支步枪和刺刀；估计价值33000美元的装备和给养；还有许多马。
　　这次胜利使肖尼战争首领蓝夹克的声望达到了顶点，美军从未经历过如此惨重的失败，总统因此扩大陆军人数到四千人，并修改法律授权总统可以下令征召民兵。
　　这场战斗的模式与17年邓莫尔战争中的point　pleasant之战（也叫卡瓦诺之战，因为发生在卡瓦诺河汇入俄亥俄河的地方）如出一辙，都是在黎明时发起突袭，因此一般认为是联盟首领们讨论后采用了肖尼的战术。事实上印第安部落的首领势力都很弱小，无法命令其他部落去做什么，松散的联盟中首领地位也是如此，不存在某个联盟首领能一人号令整个联盟的事情。


第3章。小说背景资料（二）

　　7、与印第安人的酒类贸易
　　事实上印第安人并非不知道酒精的危害，他们的首领也多次和白人政府谈判，要求禁止商人向印第安人贩卖烈酒，然而殖民地时期各州政府各管一摊各自的政令都不统一，你禁我不禁，嗜酒的印第安人就会跑去不禁酒的州交易。（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禁枪。）
　　以下是摘译：
　　从1802年的《贸易和往来法》开始，国会授权总统限制“向印第安人销售或分销烈性酒”，并于1822年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以允许在印地安边疆地区对酒精进行更大力度的搜查和没收。1832年、1834年以及1847年进一步加强了联邦禁令。19世纪前20年，限制向印第安人出售酒类的地区性法律也激增，从伊利诺伊州和密歇根州一直到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
　　即使酒精走私违反了联邦法律，也挫败了几乎不存在的执法，但最终还是促成了政府更大的目标，即安抚印第安人和扩大白人定居点的面积。
　　尽管如此，这些酒类贸易禁令还是让政府能够官方表态不赞成这项贸易，同时又对那些从事这项贸易的人，包括其自己的边境代理商，视而不见。事实上，有报道称印地安人在整个西方的军事哨所购买烈性酒。
　　一个最受欢迎的策略是从印第安皮毛公司船工办公室获得许可证，让他们每天携带正式供应的酒精供个人使用。这个船夫津贴很容易被滥用，无法监督。1832年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案例中，皮货商威廉·萨布特（WilliamSublette）获得了450加仑威士忌的许可，事实上他是陆路旅行，而他的“船夫”完全是虚构的。圣路易斯的负责人刘易斯·克拉克向华盛顿的官员报告说，非法销售的利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运到印第安边疆的酒中很少有真正被船夫使用。”
　　用于酒类贸易的皮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最著名的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现在被人们铭记为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
　　非法走私贩卖烈酒，而不是皮毛，可以说是阿斯特非凡的商业成就的秘密。“公平地说，”W。J。Rorabaugh写道，“阿斯特的财富来自于卖酒而不是购买皮草，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也许是出于良心的考虑，他把钱捐给了戒酒运动。”对于阿斯特的美国皮草公司来说，酒精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他一直经营到1834年。
　　例如，在1817年和1818年，该公司向印第安人出售用2加仑酒精、30加仑水、一些红辣椒和烟草混合而成的麦金诺（Mackinaw）“威士忌”。”这种混合物每瓶售价50美分，但生产成本仅为5美分。
　　1808年托马斯·杰斐逊批准成立的美国毛皮公司，很快就通过其在全国的子公司垄断了毛皮贸易，从大湖区和中西部开始，然后扩展到大平原和落基山脉。在此过程中，该公司在开发和解决广阔的西部边境，包括圣保罗、底特律、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前哨站，以及建立密苏里河和圣达菲小径等关键交通路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鼎盛时期，该公司控制了美国四分之三的毛皮贸易。
　　阿斯特抱怨说，英国贸易商有更多的优势，可以更便宜地获得印度贸易中使用的合法货物，如毯子。1829年1月，他写信给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众所周知，还没有一样适合印第安贸易的羊毛制品……是在美国制造的。因此，我们被迫从英国进口这些货物，而这些货物恰好是最重关税的货物。英国（毛皮）商人免税，这使他们的商品比我们支付的价格便宜60％以上，从而使他们能够比我们更低价的倾销。“阿斯特没有提到的是，这种劣势使他的公司特别依赖非法酒精，以在国际毛皮贸易中保持竞争力。
　　这家美国皮毛公司在颠覆联邦酒精禁令方面既富有创造性又厚颜无耻。1831年10月，安德鲁·休斯（Andrew　Hughes）在圣路易斯（St。Louis）写给战争部长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的信中写道：“在印第安人占据最大和最重要空间的商人是美国毛皮贸易公司的代理人和雇员。据我所知，他们不尊重我们的公民、代理人、官员或政府，也不尊重他们的法律或一般政策。”例如，肯尼思·麦肯齐，因其在密苏里河上游边境作为公司代理人的功劳而被昵称为“密苏里国王”。1833年在联邦堡（FortUnion）建立了一家粗威士忌酒厂，这是当今北达科他州的一个主要贸易点。麦肯锡的合理解释是，这项法律只适用于介绍威士忌，而不是制造威士忌。
　　尽管政府最终关闭了麦肯齐的这家酒厂，该公司的走私业务仍在蓬勃发展：“尽管这座静止的房子已经被毁，”一位当时的皮草商人写道，“该公司发现了走私大量烈酒的手段。”1842年，该公司甚至利用其政治关系任命了一名前雇员安德鲁·德里普斯（Andrew　Dr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