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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兵马也在阻清军入川……”
　　“鞑子搞迁海令、弃淮令，甚至如今还证实他们为了阻止山东举义，还扒了黄河，使黄河改道，赞成三省十府四十七州县遭受大水灾，灾后导致了严重的中原大饥。
　　但就算局势如此，我们不仅撑住了，还在圣人的庇护下，稳中求胜，绝地反击，今年以来，我们不仅安定了南方，稳定了东南，稳定了西南，甚至还赈济接收了大量中原难民。
　　中原和南方，现在是冰火两重天，在鞑子控制的地区，民不聊生，饥荒疫病肆虐，人命如草芥，到处都是饿死病死被战争和饥荒杀死的百姓。
　　但在我们大明光复的地区，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尤其是在东南地区，更是基本上没有，粮价虽然还偏高，但整体是得到控制的，”
　　阮大铖的这番开场，仍然有些过于奉承，但说的却也大部份是事实。
　　朝廷为了不饿死人，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花费了海量的钱财粮食甚至人力物力，这也是有些官员认为不应当为了追求不饿死人，就这样花钱。特别是如今的这些钱，其实大多都是从士绅地主，从商人富人们手里榨出来的。
　　局势渐稳，好些人就又开始试图回到嘉靖万历甚至是天启崇祯时的税制了，甚至最好是士绅完全优免最好，现在士绅富人交了太多的税，然后这钱却大量补贴给那些穷老百姓，甚至是乞丐流民等，这引起他们的不满。
　　源起于浙东的税赋改革，现在不仅在浙江推行的非常好，而且战后的江南也基本上推行开了，甚至如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也在朝廷对郑氏、丁魁楚等这些地方山头进行了打压、调整后，也开始打开了路子，也正逐步深入。
　　连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现在的山东、辽东等新控制区，也一样在全面推行这些新税赋法。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工商税、关税、厘捐、盐茶酒烟专卖等，新政在深入各地，而这些改革，都是以御营、省营等朝廷控制的新军为保证的。
　　前后税赋收入差距是天壤之别，就如先前浙江的茶税几乎已经等于没有了，但在新税法下，茶叶是专税，仅浙江今年的茶税，还只有半年多，就已经收了二十多万两了，这还没算上出口海外的茶叶关税呢。
　　同样的还有盐，浙江、福建、广东都有盐场，盐产量也很高，但以往盐税却不多，大量盐税偷逃了，朱以海改了以前的盐区盐法，民制官收商运商贩，放开限制，加强缉私，盐税却立马提高了好几倍。
　　更别说过去工商税啊、关税啊，甚至是契税这些也在税赋中占不到什么比重，税收全靠田赋丁银，而这些又主要压在普通穷百姓头上。
　　现在调整过后，普通百姓，尤其是无地的穷人，其实负担减轻了极多，各地还在搞减租减息，以保障佃户。地主、商人们的税倒是征上来了，但也是有据可依，税率负担在合理范围内。
　　所以现在税收入是过去的十倍不止，但问题是却没有以前那种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情况出现。
　　以前盯着一只瘦羊死命的薅，其它一群肥羊却不动，现在则是肥的羊就多薅点，瘦的就尽量少薅，这样寒风来临，羊身上也仍有足够多的毛御寒。
　　当然，之前内忧外患，比如浙江，鞑子南下，兵临城下，甚至许多官吏士绅望风归降，鞑子剃发，征税甚至纳捐等，然后各地义军四起，贼匪也横生，一片动荡，连奴仆都趁机联合起来杀了地主们造反。
　　这种情况下，朱以海起兵，带着兵对打下来的府县说要摊丁入亩，要征工商税，以设卡抽厘，要士绅一体纳粮，士绅们是愿意的，因为朱以海保障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掏一点钱粮，其实比动荡时还出的少。
　　不掏，可能会硬抢，也有可能朱以海离开后，鞑子或贼匪又杀过来抄家抢劫，大家也希望拥着朱以海中兴大明，继续保障他们士绅或官身地位，以及他们的财产等。
　　形势所迫嘛。
　　可现在形势越来越好，鞑子已经彻底的被赶走了，赶过了长江，甚至可能要赶回关外，那么大家就开始不太愿意继续这样交银子交粮了。
　　凭什么一个臭当兵的，一个月能拿四五两银子？
　　以前关宁军，也没这么好待遇啊。
　　一个营官，管着五百兵，居然一个月五十两饷，还有一百五十两公使银？
　　以前一个县官一年也才几十两银子啊！
　　这种声音越来越多，甚至在形成舆论。
　　所以今天朱以海特地召开廷议，还首议财政，其实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之前的开支等账都是对过的，没什么问题，现在关键还是接下来的开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陛下先前也有旨意，让户部对今年第四季度的开支做个预算，这样也好衡量分配。
　　用钱的地方多，现在财收虽然还好，但还是得精打细算的，现在是八月了，第四季度这最后三个月，用钱的地方还很多，我们户部呢先做个初步预桉，量入为出，再请陛下和内阁等审议。”
　　阮大铖没过多说收入的情况，反而直接转到了开支预算这块。
　　一谈收入，肯定又会要谈到该不该收这么多，要不要恢复过去等争论上去，阮大铖不给他们开这个头。
　　刘朝接话，“那绍天二年第四季的拔款预算，你们是怎么做的？”


第524章　暴君
　　“绍天冬季开支预算，其实是在年初就做好的，是在全年预算内的，现在也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略做调整。”阮大铖说话很有水平，这年初的财政预算，那是总理处决议的，现在厅上在座的人中有不少参与者。
　　那边朱以海坐在龙椅上；　翻看了面前的一本折子，正是先前做的绍天二年的财政预算，现在一比照，已经有很大的赤字超出了，具体就是年初的预算上，开支还是有些保守。
　　当然，其实当初收入这块也有些保守。
　　当初也没想到今年反攻形势这么好；　处处用兵；　御营更是扩张迅勐。
　　朱以海看了几眼；　把这份报表合上，拿起了另一份，由阮大铖草拟的第四季预算调整计划，以及明年的预算草桉。
　　大体上来说，其实现在财政情况挺好，说出来有些让人意外，毕竟崇祯时全有关内诸省，甚至辽西都还握在手上，却天天哭穷，穷哭了，尤其是最后那几年；　整天就在为一个钱字而着急忙慌；　甚至乱上加错了。
　　怎么到朱以海手里却反而不缺钱？还形势大好？
　　说到底就是另立炉灶，资源重新分配。
　　基于手里的兵；　加上大明的这个老字号招牌，朱以海这个皇帝，在弘光崩溃的混乱之时站出来，很好的代表了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阶层。
　　而他走的不是如弘光、隆武、永历等这些南明天子的错路，没由士大夫和军头们拥立，而是硬是自己拉出人马，打出地盘，一点点由下而上的重起炉灶。
　　他左手是御营亲军，这是他的新朝功勋近卫，另一手是招纳的士绅官僚地主们，两相平衡，使的晚明以来朝堂完全就被士大夫架空的局面完全改变，特别是在外部的巨大威胁之下，让内部整合，甚至合作有了基本的土壤环境。
　　所以万历派太监到各地收点矿税，都能弄的沸沸扬扬，被群起围攻，隆庆开海，更是前后折腾了许多年。
　　万历以后地方年年欠缴，朝廷财政年年亏空，崇祯想按亩加征点银子；　结果反而是没地的农民全反了。
　　说到底，就是这些大明天子们；　其实圣旨已经难出北京城了。
　　你再好的想法，但与整个执政阶层利益都背道而驰时，这好经也就念歪了。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皇权得依靠官僚阶层的执行，而官僚阶层大多出身士大夫地主阶层，当皇帝的政策伤害到这些士大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事情就办不成了。
　　朱以海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他重新构建了权力的另一极，也就是天子御营亲军，这是跟士大夫地主阶层们不同的群体，甚至不是晚明以来的那个卫所边军体系。
　　这是由年轻热血的士子青年，忠义农民工匠，甚至是饥民难民们组成的，在皇帝的带领下，他们用性命用鲜血用刀枪杀出一条路来，而皇帝对他们也不像以前的皇帝对卫军边兵那样践踏。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武勋集团。
　　说到底，其实就类似于鞑子的八旗。
　　正是在政治上有了这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新势力出现后，才能压制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集团，才能重新掌握话语权。
　　而且由于这御营是皇帝拉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如弘光的江北四镇湖广左良玉，如隆武绍武兄弟时的福建郑氏，或永历时的什么西营、东勋两党的架空挟持发生。
　　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条件打通外，重要的还是朱以海不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他是个穿越者，最大的优势不在于他以前是什么身份，而是对这段历史，看的比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透彻，这是后人几百年研究的结果，每一个角落都被研究透彻了。
　　崇祯一个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年轻天子，哪怕接受的教育再精英，也难逃时代的束缚限制，弘光、隆武、永历等更不用说，就算是郑芝龙、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一样。
　　别人都是在那迷雾里摸索着前行，谁也不知道前方究竟路在何方。
　　前进的道路有曲折，也可能走弯路，甚至跌入悬崖，但朱以海却是只要沿着那条早就清楚的大道走就行。
　　就如此时，这殿上参与廷议的一众大臣，大都是朱以海的心腹，不管以前是阉党、东林、复社、奸党还是东南海贼郑氏，又或其它，现在他们都被朱以海纳入麾下。
　　阮大铖做事，比较利落。
　　直接拿出了具体的数字报告给大家，因为今年形势大好，迅速收复了许多地方，基本上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另外江北地区也夺回许多地方。
　　而江西、浙江、江南都是钱粮重地，江南去年乱的厉害，但底子好，一经安定，便迅速的恢复起来，今年江南也没大灾，所以夏收过后，大为稳定，眼看秋收又要丰收，各地粮价都是再次大幅下落。
　　虽说各地都还在打仗，但就如四川贵州，虽然在整军在打仗，但控制力反而在不断加强，新的税赋法推行开来，已经取得不少明显的收益。
　　“根据如今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统计，今年绍天二年，全年的财收，仅上缴户部国库的，将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另还有米麦豆子四百七十三万石，草四百九十二万束，茶叶五十万篦（十斤一篦），此外盐税收入达到八百八十六万两，关税收入一百三十五万两，厘捐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另杂税收入六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