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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
　　好多御史言官一张嘴厉害，笔杆子也厉害，但要说到具体的财税数字这块，其实就不擅长了。
　　当然阮大铖的报告挺简洁，但数据却也明白。
　　比如说若拿崇祯朝跟绍天朝的财收对比，就会发现，崇祯朝其实除了田赋、丁银外，剩下的就是江南部份田赋折抵的金花银，然后就是些杂项。
　　崇祯朝基本上没有工商税收的，能算上商税的，也就杂项里的典铺银子一点点，然后是钞关税，也不多。
　　至于本来应当占大头的盐税、茶税、关税很少，
　　甚至是工商市税契税这些，是没有的，明初其实是有的，税率很低，但在崇祯时基本上没有了。
　　哪怕魏忠贤在天启朝征税，征的也不是工商税，而是杂项，数量也很少。
　　加征三饷时，也完全就只是按田亩加征，其它商贩铺面都没征。
　　甚至矿税这样的大头，也基本上没有的。
　　而绍天朝的这份财收里，前面三千万两，其实基本上就是田赋、地丁，以及地契，还有朝廷出售军屯田、官田，以及官田地租收益。因为搞了摊丁入亩，官绅纳粮，虽现在仅占半壁江山，但这田地重新清量，田赋地丁也基本能如实收上来了，所以很可观，就算部分田赋暂时减免，依然收到很多。
　　特别是这几年粮价高，折银后收的银子当然也增加许多。
　　崇祯朝占比很小的工商税、矿税、盐茶税、关税，甚至没有的厘金等，却为绍天朝创收了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笔收入，就是皇家经营的皇庄，那些皇家店铺、田庄、商队、贸易等带来的收益，以及官营作坊等收益。
　　这些收益因为不入户部国库，另入两库，所以阮大铖没说，其实这里也是一大笔钱。
　　另外起兵以来，抄没的那些投降汉奸的财产，接收原来的的官田官铺等产业，全都进入了皇帝内库。
　　这里其实也是一大笔数字，当然皇帝也会从他的皇庄、内库里拔银子赏赐官民、救济百姓，甚至供军的。
　　反正皇帝的小金库挺有钱。
　　崇祯朝，越往后，税越难征，据说实际完征率也就三成多点，所以局势越来越坏，日子越来越难，就算最好的崇祯元年，辽饷实际都只征到了四百八十万两，而次年就只征到二百多万两了。
　　所以崇祯朝，其实大多数时候，真正一年收上来的税赋银子，也就大约两千来万石粮，加上那么几百万两银子而已。
　　而现在，绍天朝居然一年收入白银四千五百万两，加各种粮四五百万石。
　　哪怕绍天朝把大多数赋粮折银征收了，只保留了几百万石漕粮，但数字还是很吓人的。
　　两朝相距才几年？
　　差距怎么这么大？
　　怎么用以前一半的地盘，却收了以前一倍的税赋？
　　阮大铖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首先当然还是重新清理了田地，统一了征税亩，过去黄册里含湖不清的那些问题大部份清理整顿了，然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后，实际上纳税主力就是地主士绅们了，欠缴的情况也少了，优免逃税的部份也堵住了。
　　此外，还是新添了许多税源，最大的税源就是过去的卫所军屯等，朝廷一刀砍掉了过去的各地卫所，把军屯田也都收回来了，既不用再往里填卫所月粮亏空，还能用这些释放出来的大量田地，出售、出租，转而收税收租扩大收益，里外里就是好几倍的差距。
　　再一个没直接说的，就是这次动荡中，拿下了许多投降汉奸、贪官污吏、黑心奸商，甚至是收回了许多绝户田、无主地等等。
　　左谏议大夫等阮大铖报告完，率先发问，“既然今年有财收如此之好，那开支应当没有问题才对，怎么阮尚书之前却说支用不足？”
　　“洪院长别急，接下来我就再来说一下开支这一块的具体情况。所有开支里，最大的一项是军费开支，其中又包括军饷、军械、军粮，以及打仗军费、修城筑堡、建设兵站，以及赏赐、抚恤等几大项！”
　　“目前我们大明军队，主要分为御营禁军以及地方省镇营兵两块，其中御营又分为北衙的御营诸军，和南衙的京营诸军。
　　按最新的编制，御营现在共有内三军共二十一镇，以及湖广、福建、陕甘、云贵四个行营，按计划，这内二十一镇，加外四营，都是要完成八千战兵的满额定编的，每镇八千战兵，还要配三千辅兵。
　　南衙京营也将完成三镇各八千战兵的满额。
　　另外，朝廷计划今秋起在江西、广西、云南再建三个行营，仍是各八千战兵额。”
　　“各省则要完成每省两镇，各五千的整编。”
　　有不少科道御史、言官们已经在那里默默的计算现在朝廷到底有多少兵了。
　　首先京营三军，就是两万四战兵，九千辅兵，加起来三万三了。
　　按现在的养军标准，平均一个战兵要合到起码五十两银子一年的饷钱，还没算上其它，仅军饷这块，那京营三军就要一百五十万两一年。
　　而御营本部三军，现有二十一镇，光战兵就十六万八，辅兵还六万，这加起来二十二万了，军饷一年就要一千一百万两。
　　行营还有四个，军饷又要二百二十万。
　　御营京营这二十八镇，就是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仅仅是军饷，不算抚恤、赏赐以及军械、粮草、等等开支。正常情况，军饷在这种长期战争时期，顶多占到三分之一，所以翻三倍，那得四千五百万两银子。
　　算到这就算不下了。
　　四千五百万两银子啊，皇帝还要再立三个行营，再增三万多兵。
　　而这还没算上地方上的省镇营兵，辽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现在朝廷实际是大概控制了十四个省。
　　这样一省两镇，那就将是二十八镇，又是二十八万战兵。
　　身为左都御史的刘宗周，已经忍不住站了起来。
　　“陛下，如此扩军加厚饷，朝廷就算再翻倍加征税收，只怕也维持不住，臣请求裁军、减饷！”


第525章　草莽孤臣
　　朱以海把手里的账册合上，随手往面前的紫檀桉上一放，目光投向了左都御史刘宗周。
　　做为称监国之始，就被他拜授为左都御史的刘宗周，到现在都没挪过位置，还是总理处大臣之一，足以证明这位在皇帝心中还是非常有份量的。
　　这一年多来；　刘宗周也称的上是重建了都察院，完全了这个衙门建制，举荐了许多刚直正臣，做为监察部门，不仅纠察百官，也还要巡察地方；　巡按、巡盐、巡河、巡茶、巡海甚至是监军等。
　　他功不可没。
　　“总宪可直言，具体怎么个裁军、减饷法。”朱以海直接道；　刘宗周是个不错的总宪，但他的很多想法朱以海也很不喜欢。这是个老派的官员，是当代大儒，也有人评价说他充满酸儒气。
　　朱以海更喜欢用书生气来评价他，这是一个有着政治洁癖的人，对个人品德要求极高，跟明末的马士英、阮大铖甚至钱谦益这种明显的务实派伪君子相比，显得很高尚。
　　不过身为皇帝，还是这种乱世时的皇帝，注定用人不可能只看品德，更要看重能力。明末以来，东林党一度得势当政，但这些自称君子的东林党，折腾来折腾去却没有干出过几件什么真正的实事。
　　更多的精力放在党争上，一旦得势；　就更加不饶人。
　　刘宗周祖上据说是汉代长沙王之后，不过到刘宗周往上数几代，都只是绍兴农民，只能说是读过书的小富农，刘宗周因为父亲死的早，所以从小是跟着外公长大的，二十岁考中举人。
　　中举人后，他也曾随大流去拜见一位致仕乡绅，结果母亲知道这人是个贪官名声不好，就把他骂了一顿，从此后刘宗周便也不再想这些旁门左道。
　　他专心读书，在次年没能中进士后，又苦读三年，终于得中三甲第五名。他带着喜悦回乡，结果却只看到母亲的新坟，母亲怕影响到他考试，病重也不让通知。
　　站在母亲坟前，他立下有些迂腐的誓言，誓不妄交，非同志士，虽邂后遇之，必趋而避。
　　为母服完丧后，正式出仕为官；　授行人司行人；　但在朝中，他对当时的朝堂风气很不满意，这时他外祖、祖父先后去世，他便回家丁忧，服丧期间，借大善寺教授宗族子弟。虽然家境依然贫困，有时连饭也吃不上，靠向大善寺僧贷米维持，刘宗周也依然足迹不入公庭，即便有地方官吏前来拜访，也拒而不见。
　　丁忧结束后，仍未入京赴选，仍然留在家乡教书，穷到喝水的碗都是破的，却依然还坚持着自己。
　　在家一呆就是八年。
　　直到后来叶向高为阁臣，吏部尚书孙丕扬、浙江巡抚高举等都是清流，致力汲引名流，于是让他以原官复任。
　　虽是被清流引进，但刘宗周却对东林党人并不亲近，甚至当时昆宣党中来拉拢他的浙江同乡，也不附和，
　　这使的刘宗周成了京中公认的迂腐书生，所以在京仅呆了三年，他又回到家乡继续教书着说。
　　再次出仕，已经是天启元年，他也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四岁中进士，结果硬是蹉跎了二十年。
　　起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一个闲职小官，但他初四进京，十六日履职，二十五日就上疏弹劾魏忠贤。
　　要不是大学士叶向高等力救，直接就要被魏忠贤六十廷杖打死。
　　但刘宗周就是这么一个迂腐的人，之后仍然继续迂腐，仍然不断发表着一些迂腐的言论。
　　之后天启崇祯的动荡中，他被授过通政司右通政，结果不仅辞职还要弹劾魏忠贤，最后落得个革职为民的下场。
　　等崇祯元年第四次出仕，授为顺天府尹，朝见皇帝时，还未履职，这书呆子就给皇帝上疏，直接劝皇帝不要急功近利，要用尧舜的仁义之道治国，甚至直接指责皇帝的一些作为。
　　好在当时崇祯虽年轻，但对天下有名的大儒刘宗周还是比较尊重的。
　　刘宗周做顺天府尹，可此时风雨飘摇，他一介腐儒虽忧国忧民，但也无济于事。
　　后来这书呆子还是得罪了温体仁周延儒这两奸臣，他们可容不得这种腐儒的指责，不断在皇帝面前说刘宗周迂阔，就是个书呆子。
　　皇帝也渐渐不耐烦刘周宗的嘴炮，刘宗周这顺天府尹也干不下去，只好天天写辞呈，崇祯三年被批准，继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