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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1939…1941年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面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

　　　　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那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均有论述。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温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有遇到来自国内方面的重大反对。在一个惯于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商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此种民族诚意的重大迹象，毫无疑问，主要应归功于拉美方面由于美国政策的新转变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热情的反应。金元外交对阿根廷的损害并不大，但它一向爱把自己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国家，所以对美国可能还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对他们的根本触犯乃是双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悬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长长身影的一端则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旧恨最难消除的墨西哥在内，这时全都深信，美国对它们所作的新表示是诚挚的，握住当前伸向它们的这只有力的手，对于它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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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八章　绥靖政策

　　　　第二百六十八章绥靖政策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中国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中国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中国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