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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免租。

　　　　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及收取押金。

　　　　耕地租约期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生活依据者。

　　　　……”

　　　　这一本质上是“和平土改”的方案，后来逐渐推行到了全国，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乡村底层民众的生活，还为全国的工业化注入了很大的一笔资金。

　　　　然而，虽然这份条例在川鄂湘赣四省联合议会获得了高票通过，推行过程中却仍然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阻碍。

　　　　甚至就在这份条例在议会大厅里审议的时候，许多四川籍的议员，就站出来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地主是极大的不公平。四川的许多革命党人，家里也是大地主，当初部分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四川同志的坚持，才取消了“平均地权”的一项基本纲领。

　　　　王麟费尽唇舌，才说服大部分人。原来这个条例的并行办法，对于耕地出租人也给予了很大的补偿，正在修建的铁路及政fu创办的水泥、造纸等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作为地主转让土地的补偿，酌量发放。而这个时代的不少人都认识到了，投资工业显然要比农业更划算，这一补偿极大地减少了这一方案推行的阻力。

　　　　然而，仍然有许多地主，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方案，非常抵制，这种抵制，更多是出于一种误解和传统中国有钱就置地的习惯。就连王麟的父亲，对于王麟的这一做法也有些不理解，然而他却不得不支持自己的儿子。

　　　　正如同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士绅一样，王家大大小小也算个地主，名下的土地也有数百亩。

　　　　为了推行“三七五减租”，王麟劝告乃父，将土地近乎无偿地转让给了承租人，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一些革命党人的效仿。四川忠县的首富，革命党人吴恩洪，也将自家的大部分田产无偿地转让了出去。

　　　　不过，这种行为毕竟不可能为大多数人取法。王父把土地转让出去，就暗暗气闷。两个儿子中，大儿子有了如今的身份、地位，就不去说他了，小儿子竟也效仿乃兄，投入军中，把家族的生意完全抛在了一旁。这还不算，这小子如今有大哥撑腰，竟然不同意自己给他安排的联姻，说什么“包办婚姻要不得”。这可让老头子气得够呛，在家里一言九鼎惯了，王父心中一时还适应不来如今他这个大放异彩的儿子。好在，王父也是极为精明的人物，对于儿子的所有做法，他即使不理解，公开场合也是完全支持，为此他差不多把家族生意都停下了大半，而不是听凭某些亲友的撺掇，把自家的产业转移到两湖来，大办特办。笑话，自己的儿子是要做大事的人物，岂能因为些许阿堵物败坏了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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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大选前夕（一）

　　　　第219章　大选前夕（一）

　　　　1912年余下的日子里，川鄂湘赣四省的三七五减租，在武昌巡阅使署的坚决而周密的布置下，缓慢然而稳步的渐渐施行，这一政策自然得到了佃民们的无任欢迎，各地抗租的sāo动也就逐一平息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地主们对于这个政策，在一开始多数是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的，然而，政fu展示出来的决心，让明白人都晓得绝不能公然对抗。好在，政fu公布的补偿措施，也让许多人看到，自家失之东隅，未尝不能收之桑榆，尤其是一些风气大开的地方，地主们对于这一政策，还表现出了审慎的欢迎，毕竟像张季老等前辈的例子都证明了，长远来看，投资于工业，其利润是要远远高于农业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和政fu“讨价还价”，把补偿争取到一个“合理”的份额。士绅们对于这一点，也早有许多经验，现在不过是把以前的“乡议”换成了在议会里面争论罢了。而议会里面，士绅的代表，至少也有一半的名额，他们对于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川鄂湘赣四省推行的这一新政策，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邻近各省。最早效仿的是如今军事力量也已基本掌握在了王麟手里的江苏省。然而，尽管江苏议会议长张謇高调支持“三七五减租”试行条例，并在议员中间尽力疏通，江苏省议会却依然投了三次票，才勉强通过这一方案，还加了一条补充规定，各县是否照此办理，得由当地县议会投票决定。自然，这一规定使得这一条例在许多府、县成为了具文，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没能真正施行“三七五减租”方案。

　　　　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省革命党人当政的一部分地方，也有效仿王麟推行“三七五减租”的，不过，1912年的时候，这样做的地方依然是少数。一者，他们对于地方掌握的程度，远不如武昌当局；最主要的是他们辖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基础去推行这一政策。

　　　　因为王麟的影响，南方的各地政fu都在积极地倡导着“改善民生”的时候，北京的要人们，则正在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正式大选着忙。

　　　　中南海总统府宴客厅里，此时觥筹jiāo错，宴席上，袁世凯正在与他身旁一位风度翩翩、气色极佳的长袍中年，极为亲热地说着话。

　　　　“卓如老弟，共和建设，还是需要咱们这样的稳健派才行啊！革命党都是一帮年轻人，毫无办事经验，哪里能靠得住？革命党的两位首领，孙文是个‘大炮’，黄兴是个半吊子的军人。如今大选在即，若是革命党得势，将来国事就要处处掣肘，不知伊于胡底了呀。你说是么？”

　　　　在座的除了这个被袁世凯呼为“卓如”的中年人，都是袁的心腹左右，因此，他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这个中年人，也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回国、如今国内第二大党的党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年纪不到四十，却是国内读书人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2岁就成为了戊戌维新期间享誉全国的上海《时务报》的主笔。

　　　　他的一支笔，被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有魔力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青少年，无论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没受到过他犀利的文字洗礼的。不少青年读到他的文章都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甚至由此走上他本人所并不赞成的革命道路上去。革命党元老谭人凤、胡汉民等人对于梁启超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承认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戊戌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一去就是十余年，如今才得回来。不过，对于国内的政治，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他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清廷派往国外考查宪政的五大臣的报告，就是他代笔的。清末立宪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宪友会”，也是奉他为精神领袖。

　　　　此外，北方军界的“士官三杰”的吴、蓝、张等人，也与他jiāo情深厚，蒋百里、蔡锷等人更是对他执弟子礼。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出山前，他本来有借助吴、蓝、张等人的军事力量，夺取北京政权一展抱负的计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吴禄贞的被刺，他的这一想法，只能黯然落空。

　　　　此后，他只得随着国内局势，调整计划。在曾今屡次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看来，革命党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康梁一派与同盟会旧怨太深，他与孙、黄合作是绝无可能，反复思量，他只好选择与同样有些历史过节的袁世凯“合作”。

　　　　戊戌年，袁世凯的行为虽然不像康梁一直宣传的那样是背后捅刀子，出卖光绪换取自己的富贵，但康梁一派对于袁世凯，口头上一直是深恶痛绝，康有为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袁世凯的“出卖”。

　　　　梁启超则不顾乃师的反对，当袁世凯露出了拉拢他的意向时，两人一拍即合。当1912年初袁世凯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促他回国时，他给师友信中称：“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所最忌者，唯吾二人，……以拨luàn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jiāo互为用。”

　　　　此刻，端坐席上的梁启超，闻得袁世凯的话后，微微一笑：“大总统高见，启超极为认同。共和的建设，需要依赖健全的政党，革命党多数分子思想太过激进，手段太过激烈，怕是难以成为守秩序的政党呢！”

　　　　梁启超暗暗感叹，自己本来不太赞成中国这么快就建立共和，尤其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毕竟中国的社会基础还没有达到实行共和的程度。不过，如今共和制度既已建立，那就无法再退回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块招牌也是万万不能丢的。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身体很瘦弱，不得不需要特别呵护，否则难免要带来种种混luàn。如今的时局，最好是能有一个稳健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那么革命党再激进，也都无需太过担心了。

　　　　梁启超一边想着，一边听到袁世凯叹了口气：“是呀！现在革命党就是气焰薰人，临时参议院占了一大半的席位。前些日子，中央的许多法案，都被参议院否决。不少法案本来是中央急切需要施行的，革命党的议员却纯粹为着党派的意见，就否决了。我这个大总统，老实说做得很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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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大选前夕（二）

　　　　第220章大选前夕（二）

　　　　梁启超并不知道，袁世凯的一番话半真半假。

　　　　如今，袁世凯与**党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党的首领们多数都无意于与他为难。孙文正风尘仆仆，到各地的铁路公司视察，顺便演说他的民生主义。黄兴则赶回了上海坐镇，为着即将来临的国会议员大选做准备。

　　　　国民党自宋教仁以下，则在忙着招收党员，指导各地建立国民党支部，对于政府的行政，尚无暇顾及。

　　　　而内阁总理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之人，赵氏内阁也差不多都是袁记人马，对于老袁顺从得很，比起唐绍仪内阁来，此时袁世凯可以说大总统做得十分顺心。

　　　　然而，临时参议院的那些临时参议员们，却还是给袁世凯找了许多“麻烦”。

　　　　这些临时参议员，多数都是各省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激进的**党人，眼高于顶，目无余子，信奉“议员神圣”，不要说袁世凯，就是孙、黄和宋教仁，也未必能使他们心服。当初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的提名，就是他们否决的，孙、黄的对日借款协议，也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反对，

　　　　这个以**党人为主（前同盟会员约占五分之三以上）的临时参议院，自然而然是激进而好斗的，对于政府“先天的”站在一个监督的立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是如此，更不用说如今的袁氏北京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