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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列卿之一，由他直接领导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的业务活动。另，皇帝出巡时，其威严盛大的仪仗队，即由中尉所率领之“骑”组成。骑，穿丹黄色衣，出行时尤为引人注目。其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狱）令等，分别负责京城门的守卫启闭稽查任务，分头管领在交通要道口、官府门外的约禁任务、国家兵器库的守卫禁察任务及水牢的管理任务。中尉的属官还有京辅都尉、京县县尉之类，分片巡察地方治安，缉捕盗贼，戒备非常，纠察嫌疑，梳理街道交通、执行宵禁，晚六时至次日晨六时之间，禁止居民无“符传”的通行，禁止未经申报的用火。逢节日或皇帝恩准的特殊日期，开放夜禁，允许百姓上街游乐，称做“金吾不禁”，那是老百姓稍稍开心的日子，平时是被禁锢在坊里内不许任意活动的。执金吾威风，执金之吾好弄权，执金吾的工作也难做。自古京师难治，汉代的长安与洛阳尤称难治，因此人选颇费思量。西汉时，郅都、宁成、减宣、王温舒等有名的酷吏差不多即由此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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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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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的玺和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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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大学衍义补》所载：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天子玺，白玉螭虎纽。臣按：此汉天子玺之制也。

　　　　《汉旧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封赐、诸侯王书，信玺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汉朝六玺之制，后世率遵而用之。《说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从土。籀文从玉。臣按：玺古上下通用，至秦始专以为天子印章之称。

　　　　《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就次玺不封。

　　　　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臣按：汉之符节台，即今尚宝司，此设官之始。

　　　　汉制，符节令一人，六百石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则在前汉已有符玺郎矣。说者谓符玺令总符玺郎，又赵尧为符玺御史，则符玺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诏书是皇帝下文书的统称，具体包括四种：

　　　　第一、策书：

　　　　形制：长二尺的简札和长一尺的简札间次编联，编绳两道。

　　　　书体多用篆书，只有策免三公才用隶书。

　　　　程式是起为年月日，称“皇帝曰”，所以有些三国小说诏书开头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不对，那是明朝以后的事情。

　　　　主要用于除封，免罢，使用对象仅仅限于诸侯王和三公。

　　　　第二、制书：

　　　　用途主要是两个方面：下达给三公，并通过三公下达全国的赦令和赎令；对象为郡太守以上，将军、公卿在内的职官。

　　　　程式是起用“制诏某官”内容事项包括赦令、任免令，以及有关指示。

　　　　第三、诏书：

　　　　三种情况：一是“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是群臣有所奏请，下有司曰“制”，天子签署曰“可”三是“已奏，如书”

　　　　主要用于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或者批示文书。

　　　　第四、戒敕：

　　　　又名戒书，施用对象是刺史、太守和三边营官。

　　　　起用“有诏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