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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工作。98年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922年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9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98年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从9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98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5、525页。

　　　　《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2页。

　　　　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39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99年9月、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49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月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

　　　　2《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5、40页。

　　　　3《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48页。

　　　　4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9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99年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

　　　　自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ntn…hnn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史称上海小组。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小组。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92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派（指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任命他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小组、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组织。到92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党员已经达到209人。从92年开始，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名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有材料说，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有材料说，“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