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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3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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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展王符继承和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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