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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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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1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1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6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1。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1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挥。他的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1。主张行文“闲暇自得”2。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3。主张“辞达”4说“辞至于达至矣”5。《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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