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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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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梁启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3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2。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1《史通·二体》。

    2《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3《中国历史研究法》。

    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1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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