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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5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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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发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979和980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发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这首先应归功于其开创者姚从吾。姚氏早期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国之前任教于台湾大学。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论丛》（上下册）、《蒙古的社会与文化》，并与姚从吾合作完成《汉字音译蒙文蒙古秘史译释》，在元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贡献。同时有另两位学者成果也很丰富孙克宽主要研究汉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续及其影响，著有《元代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以及有关南北道教、儒学等方面的数十篇论文；袁国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习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与大陆情况相似，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继崛起，他们中许多位出于姚从吾门下。有些人后来虽寓居海外，仍经常回岛内讲学、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萧启庆成就最为显著。
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由于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样性等特殊困难，过去我国学人以此为专业者较少，研究者人数和许多方面研究成绩反不如外国。建国以来，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成果数量居各国之冠，总体学术水平也已进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晓欣所编《元史学概说》一书（989）对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详细评述，本章仅择要介绍，略加补充。
第二节史料整理与研究汉文史料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95）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90—9）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99），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27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
第三节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一般中国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元史难点多，若非专家执笔，难免左支右绌。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七册和由陈高华执笔的《中国史稿》第五册元史部分则以崭新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两书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专门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贯通著作，各有特点。《通史》篇幅较大，故许多方面能展开论述，尤其对元代各项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详细、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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