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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凡一百余条，末附临平十咏。分年记事，被后人称作“系乡镇志中之创例。”除乡镇志外，明代的方志中还包括有卫所志、山水志、风土志、海防志、古迹志等。这些专门类的志书，因为不属于国家行政区划，所以与一般方志体例上不尽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荡山，全书分为山水、寺院、土产、诗文四类，虽仍志书之体而与省、府、县、乡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祯年间僧人传灯所纂《幽溪别志》十六卷，记天台山幽溪，书分为形胜、开山沿革、重兴规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汤、檀度、福田、塔墓、古迹、著述、赠遗、余学等凡十六，从形式上近于县志，而内容集中于山水名胜，与地方志所记地方史事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类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詹荣《山海关志》、冯世雍《吕梁洪志》、孙存《岳麓书院志》、乔世宁《五台山志》等。

　　　　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县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风土古迹等志，构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层次。这数以万卷计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2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3参见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等。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乡镇志》。

　　　　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关于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述。明代是中国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之更趋完善。有些学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经开始涉及方志学的内容。明人对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或尚繁或尚简，或主张史志为主从，或主张史志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学或修志以崇地理。虽则看法不同，这些争论与修纂中的尝试，对于明代方志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明人杨一清称“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2又田秋云称“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3张居正则称“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4李东阳亦称“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5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与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方志乃一方全史”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就使得明代方志大都突出了记史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大都于地方之事无所不载，从而被学者们称作是一种“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并进而指出“无所不载这个传统之所以优良，是因为一部方志将一地的古今疆域沿革、自然条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人物、异闻、琐事等等，分门别类，一一记载下来，就概括了一地已知的全部古今情况，要了解一地重要的人、物、事，只须从中查阅即可。这个任务是任何一部国史或任何一种类型的图书所未能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只有千百部方志同时存在，才能予以完成。”这实际已经涉及了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从今天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方志记述的内容越细，在史料上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作为一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都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研究史料，而同一地区或者相近地区几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甚至乡镇、山水、风土志，就构成了带有普遍性内容的史料，这就不仅可以作为地方史研究之用，而且能够作为一个时代更深入研究的史料依据，这也就是近年来地方志为愈来愈多的史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原因。

　　　　对于地方志的研究，从清人章学诚开始被视为方志学，近年在方志方面的研究随着全国地方志修纂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有所深入。935年朱士嘉所撰参见马楚坚《明清人物史事论析·略论明人修志主张》，江西高校出版社99年版。2嘉靖《九江府志》序，转引自马楚坚《略论明人修志主张》。

　　　　3嘉靖《思南府志》序。

　　　　4《张太岳集》卷七《刻滦州志序》。

　　　　5嘉靖《许州志》序。

　　　　参见黄苇《方志论集·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地方志综录》出版后，又于980年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傅振伦《中国史志论》、黄苇《方志论集》都是对方志的专论之作，黄苇的书后并附有《历代诸家方志论文篇目选录》，为利用了解历代方志提供了方便。再有如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著录明代方志不下四百三十五种，现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为利用明代方志提供了线索。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收一百零七种。台湾影印出版的地方志综录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明代地方志。而且对于明史研究来说，不仅明代方志，许多清代方志中的材料也都涉及明史研究内容，甚至民国时期的方志中保存的艺文、碑刻等，许多今已不存，也都为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从目前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向看，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国家控制的作用。这也就需要更加深入到地方基层政权及区域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地方志和档案成为必不可少的史料。如对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在正史往往根据当时官员们的报告，其中很难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而地方志中则往往根据地方经历的实际情况，虽然也多有对于农民军的污蔑不实之处，但与官修的正史相比在这方面的记述要相对真实可靠些。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对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农业经济、土地制度、市场经济、手工业生产等，都离不开地方志中的资料。它比较起官修的正史，以及通考之类综述性史料具有更加细微的特点，从而使研究者们得到许多从正史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明代方志的一个传统是对于地方赋役情况的较详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大都是根据各地赋役的实施情况，因此是研究赋役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再如明代各地移民屯种的情况以及屯田民田化等重大土地史方面问题，我们离开地方志就很难进行研究，而地方志中仅仅各地屯与社的名称之别，就足以使我们对当初屯民与社民的数量进行明确的比较了。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要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要了解地方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真实表现，不能仅仅凭藉官修史籍，而往往只有在方志、笔记和文集中才能够得到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当然，地方志中的许多材料出于当地士大夫之手，有些出于地方官吏或由地方官吏组织修纂，他们只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进行编纂，这就不可避免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甚至作伪的情况，但是由于地方志的编写不会像官修正史那样严格谨慎，因此在记事上也不会像正史那样有过多的忌讳，史学工作者往往也就能够从中找出那些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

　　　　白寿彝教授在本书第一卷的“导论”中谈到历史文献的特点时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他还说到历史文献的多重性问题“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白寿彝教授还指出，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就这一点而论，在我们通常使用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当属最为丰富的并且能够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研究的材料，而且它在除去一般政治资料之外，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特征。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294页。

　　　　第四节明代徽州文书档案对于契约文书的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契约文书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因此，“汉简”的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都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明代而言，虽然保存下来的正史、方志、文集以及官方档案汗牛充栋，但流传至今像“徽州文书”这样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

　　　　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徽州文书是指宋朝到民国徽州所属六县及与之相毗邻的遂安（今浙江淳安）等县遗存的契约文书。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古称“新安”，从北宋宣和三年（2）开始正式置徽州，领有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婺源六县，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其行政区划基本未变。明清时代，徽州商人遍及海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2。徽州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徽州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素有“东南邹鲁”之称。从南宋以来，徽州也是刻书、印刷业中心之一。

　　　　徽州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地少人多，民鲜田畴，所以对地权尤为看重，非常注意保存作为地权证明的文书。特别是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很强，非常重视祖先留下的家产，同时把这类文书视为祖先的文化遗产而加以收藏，借以维护家族财产2。且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险阻天成，兵革少到，因此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和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是注意保护的。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下，徽州文书得以通过在屯溪设立的古籍书店流传到全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此外，徽州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有本节主要参考周绍泉的《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载《明代史研究》第20号，992年日本出版）和《徽州文书的分类》（载《徽州社会科学》，992年第2期）两篇文章上有关资料。2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2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95年第4期。曲翰章节译自日本《东洋学报》第七十六卷第一、二号。

　　　　大量收藏。据初步估计，流传出来的徽州文书大约有十万件以上3，仍然藏于民间的文书更是不可估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文书并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六十年代曾经对其收藏的文书进行编目、编号。进入八十年代，一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开始对其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出版。到99年底，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有以下几种《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安徽省博物馆编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