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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8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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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14o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14o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14o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1416）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1。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如此众多的军民进行空间大转移由“人稠地窄”之区移居“人稀地旷”之地对于改变人口分布密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移民运动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前后约六十年。这次移民能够顺利开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该1近年有人提出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移入长江流域的人口就达七百万（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说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户口制度户籍管理严密因此朝廷对于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各家各户的职业、人丁事产等大体有所了解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移民区域、方位、人数的确定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移民垦荒的结果又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大批无田的贫民有田可种生活从此有所保障安心在家务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恢复农村生产而且有助于减少逃亡和流移进一步巩固户口制度更有利户口管理和赋役征派。
第四节户口统计混乱明代户口统计的范围和方法户口统计意义重大。它既是整个户口制度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又是维护和健全户口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及时现户口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是否有变乱户籍、漏口、脱户、逃亡等。也唯有运用统计手段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各种人口数据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
严格说户口统计的内容应是全面、准确的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
例如各个行政区域（司、府、州、县、乡、都、保等）的户数和口数；男、女人数及其比例；各个年龄段人数；军、民、匠、灶等各类役户的户数与人数；各个时期（或各朝）户口数及其升降变动；各种民户（富户、贫户等）的产业（田土、耕牛、房屋等）占有情况；全国每年死亡与出生人口数等等都属于户口统计的范畴。其中最基本、最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对一代的总户数与总口数有一个比较完整、精确可靠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就连这一点在明代的户口统计中也难以做到（其他各代亦然）。以致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有明一代的户口数还是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确的说法给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人口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明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这是明代户口统计中的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种种推测和说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明代初年约有一亿人口；明代万历中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明代（或明末）人口总数为二亿左右。
除去时间差别透过这三个不同数字仍然可以现各家观点的歧异。
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与解释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全尤其是官府统计上的混乱。
对于明代的户口统计先需要明确它的统计范围。这里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和宗室人口登记范围。
明皇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幅员辽阔而封疆代有变化。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1。当时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边疆地1《明史》卷四o《地理志·序》。
区都是大明帝国的领土都与明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对明朝廷只是“岁时纳贽”而已其户口数（包括田土数）始终没有包括在朝廷的统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的封疆如何变化明朝廷户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从明初到明末一直只限于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北京）、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谓“全国”和“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另外明朝宗室的人口也不在官府的户口统计数之内而是自成系列单独登入皇族的族谱“玉牒”。“天潢日繁”宗室人口增长迅至明朝末年为三十万人左右。
对于明朝的户口统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深入探讨亦即明朝官府统计的人口数到底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还是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合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含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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