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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9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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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1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1。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1刘仲璟：《遇恩录》。
1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1。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2。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6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6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1夏燮：《明通鉴》卷六。
2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1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亦弃市”1。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1谈迁：《国榷》卷七。
1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6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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