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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o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1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1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o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1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1《明史》卷三o四《李广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2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1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2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1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1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郑晓：《今言》第13o页。

　　　　3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