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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参谋长走过来，向祁大姐行了个礼说：“首长，请进屋吧？”

　　　　祁大姐说：“好！”转身对德玲说：“你也来！”一群人进到司令部的屋子里，警卫战士请每个人坐下，也给德玲一张凳子。

　　　　祁大姐看着司令员和参谋长，干练地说：“先用一点时间，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这个苏佳，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部下，很优秀的同志！后来组织被敌人破坏，失去了联系。近况我不清楚。苏佳，你把你的情况向我，也向司令员汇报一下！”

　　　　德玲就把她早已说过多次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祁大姐听了，说：“苏佳确实是肖笛峰同志的妻子！当年在武汉，一直坚持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肖笛峰被捕，苏佳到上海找党，分配在我这一口。这段历史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离开组织之后这段历史，没有证明是吗？”

　　　　所有人都点头。

　　　　祁大姐说：“这个不是很难嘛！你们派个人，去她说的地方秘密调查一下就行了。”

　　　　司令员略有愧色地说：“是这样打算的，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去。”

　　　　祁大姐说：“这个不是理由吧？你们是觉得反正她在工作，迟一天早一天搞清楚没有关系是吗？同志，我们要对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啊！”

　　　　黄参谋长立即表示，马上派人去。祁大姐才没有再说什么。

　　　　祁大姐只在这里呆了一天。临走她把德玲叫去说：“苏佳，你的情况这里领导已经告诉我了。你不错！身受委屈，无怨无悔，一心为组织工作。我们这些人，就该这样。个人无论有什么委屈，都要放在脑后，只有党的事业是第一！”

　　　　她又谈到了肖老师，嗟叹不已：“这样的好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监狱里，却在一次事故中牺牲，真的可惜！”又嘱咐德玲不要过于悲伤。“你也经历不少了，多少好同志在我们前头牺牲了！我们只有把对他们的怀念转化为工作的动力，才对得起他们！”

　　　　祁大姐走后，司令部派了一个干练的同志，化装成跑单帮的，背上钱袋子出发了。足足一个多月后他才回，破衣烂衫，钱袋子也被土匪抢去，他只有讨饭回来。可见调查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摸到了那个小镇，从居民口里核实了德玲的情况，他甚至看见了陈子敬，还是开着小药店，带着两个孩子。

　　　　他悄悄对德玲说：“苏佳同志，我看见你的孩子了。都还健康，在门前玩耍哩！”

　　　　从当天起，恢复了德玲党籍。“三人小组”自然也不存在了。

　　　　风餐雨宿的游击生活，德玲得了关节炎，两只膝盖一到阴天就疼。

　　　　敌人的“扫荡”又来了。

　　　　兵力紧张，只派了一个班的战士跟着文工团行动。全团二十几个人，加上战士，走起来也是长长一溜。

　　　　一天走六十里路，这本来不算什么，可是德玲的腿是得过关节炎的，走了两天，膝盖疼起来了，不能走快，只得掉队。

　　　　德玲提出，要大家先走，把预定宿营地告诉她。

　　　　看着战友们渐渐消失在远方的山后面。她慢慢站起来，柱着那根棍子向前走。

　　　　走到天黑，离预定的村庄还有十多里，德玲实在走不动了，在一个村口歇会。一个好心的大爷过来，问她到哪里去？德玲说去投奔亲戚，还有十里。那大爷说，你一个妇道人家，不如找个人家借住一夜吧？有一刻德玲的确动了心。这个时候，有个睡觉的地方，喝口热汤，是多么美妙的享受！但是猛然想起同志们，不禁为刚才的想法羞愧。大爷看她坚决要走，找了根浸油的火把给她，说夜里点着，一来照路，二来驱赶野物。

　　　　德玲举着火把，一个人踽踽独行，走了一会，想到火把可能招来敌人，便毅然熄灭了，就在黑暗中走。村庄都休息了，黑黝黝的竹林里，惊起的鸟儿叫着，偶尔有狗跑过来，朝着她狂叫，但是不敢拢来。

　　　　夜，真静啊，这样恬静的乡村之夜，要是在和平时期，有个伴同行，该是很叫人心旷神怡的？可现在是战争时期，敌人说不定潜伏在什么地方！这样想着，碰到村庄，就尽量绕过去。星星已经出满天空，银灿灿的，映得地上到处灰蒙蒙的。德玲借着星光判断方向，顽强地朝着前方走。

　　　　终于到了。村口有座不大的土地庙，走近庙，听见有人叫了一声：“是苏佳吗？”啊，是蔡团长！

　　　　袁静跑过来，一把抱住德玲说：“苏佳，你吃苦了！”德玲呵呵笑着说：“没什么苦呀，我还担心你们哩，怕你们碰到鬼子。”

　　　　吴月华说：“我们确实碰到鬼子了！多亏李班长机警，早早叫我们躲进树林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一路相拥着进村。灶上还留着热饭，锅里热着水，德玲吃了一碗红薯，喝了开水，洗了脚，躺在被窝里，觉得有生以来，没有这样舒适过！

　　　　蔡团长到德玲这里来，真挚地对德玲说：“我知道你不愿意离开部队，可是眼前这样的形势，不离开不行了。我为你找了个可靠的人家。你在那里养伤，等反扫荡结束，我们来接你归队！”

　　　　大家来跟德玲告别。德玲强笑着对大家说：“你们保重啊，等赶跑了敌人，我们再到一起聚餐！”袁静走近来，抱着德玲的头，沉默了一会才走。

　　　　一小队身穿军装的人行进在曲曲绕绕的山路上，到处盛开着油菜花，远看去，他们像是在花海里漫游。

　　　　这队人马不停步地走，翻过高岗，绕过堰塘，很快来到一个小山村的村口。

　　　　这是一个典型的封闭性小山村。古朴的茅草屋，幽静的黄泥路，黄狗和黑狗竖起警惕的耳朵，朝着来人狂吠着。主人出来了，歉意地向着陌生的客人笑笑，领走自己的狗。

　　　　“老乡，请问一声，”军官客气地问道：“张秀芝家在哪里？”

　　　　后者疑惑地看了看军官，有些胆怯地说：“那头哩！”指了指，畏畏缩缩地赶紧进屋。

　　　　军官大踏步向“那头”奔去，到一个黄泥垒的小院落前，他停下脚，打量了一下，忽然放开嗓子喊道：“苏佳，苏佳！”

　　　　院门一下子开了，德玲从里面探出身来。“参谋长！”她惊喜地叫着，几步下了台阶，一把握住了参谋长的手。

　　　　两个多日不见的战友，紧紧地握着手。战士们笑看着他们。

　　　　德玲叫大家进屋。主人夫妇俩，都是山乡农民，憨厚朴实，看见这么多自己的军队，笑从心里来，赶紧去灶下烧水做饭。

　　　　黄参谋长大声对主人说：“老乡，你掩护了我们的同志，谢谢你啊！你为抗战做了贡献！”又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饭钱要给你的！”

　　　　张秀芝，黑红脸盘，一口洁白的牙齿，张开口说：“同志说哪里话，你们是接都接不到的贵客，说什么饭钱呢？”

　　　　吃过饭，战士们抱来稻草铺在屋子里，主人嘱咐：“铺厚些啊！”一捆又一捆地提来稻草，把个厢屋里铺起两尺高。战士们打开铺盖摊在稻草上，紧挨着躺下去，舒舒服服地睡了。

　　　　黄参谋长和德玲在一间小屋里说话。这么多天，德玲就是住在这屋里。

　　　　夜幕已经在窗外拉起，从窗子里望出去，幽蓝的天空，星星悄悄的，一颗一颗从天幕里钻出来，亮晶晶的钉子一样悬着。月亮还没有出来，不过已经有蒙蒙的雾霭在外面林梢上游动，不久就会看到月光。

　　　　德玲问，文工团的同志好吗？黄参谋长声音低沉。他们遭到了埋伏，损失很大。

　　　　啊？德玲赶紧问具体的人。黄参谋长说，你那个三人小组，都牺牲了。尤其是李芳，被敌人捕去，宁死不屈，敌人砍了她的头！德玲一下子想起李芳那张单纯的脸。这样一个可爱的姑娘！残暴的敌人啊！

　　　　空气过于紧张，黄参谋长说，谈点别的吧，革命，总是有牺牲的。

　　　　参谋长说起了他的学生时代。

　　　　“我们演戏，那时候叫‘文明戏’，”他笑着说：“其实就是西方来的剧本。什么‘少奶奶的扇子’，都是宣传个性解放的。”

　　　　他是受人启发，感到社会必须改革，毅然入党的。

　　　　一个少女，叫林汉兰，和他是小学同学，又一起考进大学，两人都来自山东半岛，一个叫日照的县城。

　　　　“我们那里，靠近黄海，北方的海，你没有见过吧？那样辽阔，视野那样无遮无拦！海边有清凌凌的空气，有清幽幽的山峰，站在山上看海，你的胸襟就不能不开阔！潮水来了，我们一起去海边，听那汹涌的潮水声，潮退后，挽起裤脚下到海滩上，到处是水灵灵的贝壳，五彩缤纷，好看得很！”参谋长回忆着少年时代的生活，对家乡充满依恋。

　　　　林汉兰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聪明异常，从小就是班上的优等生，保送到县立中学，后来又以高分考上燕京大学学文学。一直紧跟她后面的，只有黄厚生一个人，他也是文学系的。这样两人就自然互相感到亲密。

　　　　黄厚生家里穷，林汉兰常常接济他，黄厚生每每推辞，林汉兰就说：“等你毕了业，而我又没有饭吃，我会找你要的！”两人性格不很一样，林汉兰开朗活泼，喜欢社会活动，黄厚生却一心埋头读书，久了，地下组织慢慢发展林汉兰为同志，而黄厚生浑然不知。

　　　　二十年代末期，两大势力拼死搏斗，林汉兰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热情，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她也曾试探着启发那个儿时的伙伴，但是一直不得要领，黄厚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教师，教学生们写作文。他反倒劝导好友，不要理那些危险的政治。

　　　　白色恐怖袭击北平，林汉兰一如既往，按照组织的指示，兢兢业业地做地下工作。那个时候，泥沙俱下，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一个叛徒供出了林汉兰，暗探们将她划入了黑名单。

　　　　那天，又是一个飞行集会。林汉兰按照吩咐，提前来到会场，揣着传单。一声哨子，四下里警察士兵向学生们扑来，林汉兰不慌不忙，从一个高楼的窗子里向下大把撒着传单。就在她将传单撒完，准备脱身的时候，几双大手扑向了她。

　　　　最后，她牺牲在刑讯室里。

　　　　黄厚生变了，成天不看一页书，往往一天不吃一口东西，到天黑悄悄回寝室睡觉。有时候，他一个人去那荒山上，静静地坐在那座坟前，想着往事，流着泪。

　　　　这样过了好多天，他从学校里悄悄消失了。

　　　　他找到了林汉兰的战友。被赋予最危险的军事岗位，在北方大平原上组织暴动。他滚打在贫苦农民的小窝棚里，忍受着虱子的噬咬，给那些憨厚的农民讲解翻身的道理，他几天不吃一口东西，运送军火，侦察地形，组织敢死队，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挥舞着驳壳枪带头冲上去，从而在同伴中获得“拼命三郎”的称号。然而失败如影随形，他不得不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埋伏下来，带着一身伤痕。

　　　　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国人，组织重又找到他，一天，一个商人打扮的人来到他面前，叫他立即跟着走。走了一个月，从北方原野到了丘陵起伏的江南，加入到刚刚组建的新四军。几年来，他和战友一起，苦熬苦战，和强大的敌人周旋，终于在江南敌后开辟了一片属于中国人的天空。

　　　　“不容易啊，”黄参谋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