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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夏听白把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让这些街坊、亲戚辨认时，这些人却表示照片上的人正是黄启东本人。这又是活见鬼了！因为她在上海仓库时见到过吴安平，那副面孔正和身份证上的面孔对应。

　　　　夏听白感觉自己掉进了迷雾当中，这整件事从那个拿着黄启东身份证的人的表现，到黄启东已死的事实，都充满了诡异的气息，让她再想到那总不断从眼前闪过的平凡面孔，立刻就有些不寒而栗。

　　　　但当她告诉当地民警这个事实时，那民警的态度却突然很恶劣，说她纯粹是没事找事无理取闹，并声称自己前些日子还看到过黄启东，怎么可能之前就死了？夏听白本来脑子里就乱作一团，被这民警这么一刺激，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感觉很委屈，忍不住当场就哭了起来。

　　　　她当然不知道，这个民警就是当初收了黑猴的礼，帮黑猴在无本人到场的情况下，把黄启东的户口迁出的那个人。虽然这个民警并不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本能感觉到自己有暴露的危险，立时翻脸并虚构了其实并不存在的见面。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完，元氏警方向苏州经侦支队发了询问函，结果夏听白私自调查的事情就此露了馅儿，苏州方面措辞严厉地勒令她立刻回去，不转再干扰当地警方的正常工作。

　　　　夏听白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回到苏州后，虽然被勒令反省，但是还是据理力争，将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做了申诉，领导虽然不信，但是夏听白毕竟不是没门没路的普通警察，也就勉为其难答应稍微调查一下。

　　　　苏州警方主要是想和黄启东的父母家人核对一下情况，虽然黄启西和父母搬到北京居住的事情很隐秘，并无多少外人知道，但这件事当然不可能避过警方的追查，很快连在北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便都详细摆在了夏听白领导的案头。

　　　　电话拨通后，先是核对了受访者基本情况，可以确定那边正是黄启东的父亲黄大明，这时领导便问起了黄启东的情况。结果与夏听白所说完全两样，黄大明说黄启东现在很好，不但是多宝斋公司的大老板，还带人去了乌克兰要和外国人合作什么大生意。

　　　　领导把电话给夏听白让她听，夏听白见竟是这般状况，忍不住便道：“黄启东不是早死亡几个月了吗？大叔你是不是记错了？”黄大明的声音有些不愉快：“你这姑娘怎么说话？我们启东活得好好的，你这不是咒我们吗？”

　　　　夏听白无言以对，这时突然电话那头冲出另一个声音：“小萝莉，我叫黄启西，黄启东就是我哥哥。你才要死了！你全家才要死了！”夏听白脸色大变，苍白得令人心悸，但她还未说什么，那边电话猛然就挂掉了。

　　　　领导看着夏听白不住摇头，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失望。夏听白虽然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话，但却只能硬撑着精神，看着“少不经事”类的批评，从眼前那满是烟臭的大嘴里一句一句不断地倾泻出来。

　　　　不是猎人不聪明，而是狐狸太狡猾。

　　　　接电话的确实是黄启东的父亲黄大明，后来出言不逊的确实也是现在被认为傻不拉唧的某书站的总经理黄启西，而且他们还真不是在演戏，还真是自然感情流露，只不过夏听白绝对想不到的是，黄大明、黄启西口中的黄启东与她口中的黄启东说得并不是同一个人。

　　　　黄大明、黄启西口中的黄启东其实是吴安平，夏听白说得黄启东便真得是黄启东了，在电话线两端，这几个人只不过是各说各话，虽然一句跟一句很对应。

　　　　要说这是怎么回事，不得不说是于坤的功劳。

　　　　其实当时将黄启西和其父母接到北京，于坤和吴安平都知道这一点都不保险，根本不可能逃避警察的追查，只是当时并无其他办法，不得不先走了这一步棋。当吴安平带着陆建国和邢斌飞赴乌克兰后，于坤一直在思考如何多修补些漏洞，想着想着，这位前网管现总经理还真琢磨出一条路子。

　　　　于坤故意将多宝斋大老板也叫黄启东的事情透漏给了黄启西，黄启西和父母说起来也感觉很有趣，也很有缘分，没想到这个老板竟然和自己死去的家人重名。而于坤随后编造了一系列谎言，说吴安平知道黄启西竟有个也叫黄启东的哥哥后，惊讶之余，却因为自己孤儿的身世很伤感，说要提拔黄启西，好好对待黄启西父母，就当是自己弟弟和自己父母。

　　　　黄大明夫妇和黄启西痛失亲人，听到这样的话不免悲痛，但又感觉缘分使然，让另外一个黄启东出现在他们面前。而后于坤又不断买些保养品和时尚用品，假托吴安平之名送给黄大明夫妇和黄启西，更细致到说得了吴安平吩咐，在三人生日、节日时捎来礼物和问候，并每隔几天便殷勤询问下几人的情况，但有头疼脑热都声称吴安平紧张到不行，非得找名院名医解决才行。

　　　　当然于坤自然不会忘了说，如果不是因为忙于乌克兰的事情，吴安平肯定会亲自回来问候。

　　　　这样一段时间后，黄大明夫妇和黄启西似乎习惯了这位黄启东老板的存在，并真有了那种一家人的微妙感觉。而这时于坤便趁机将吴安平那张身份证复印件，修改了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后，装作疏忽故意遗落在三人面前。三人见这位出生廊坊的大老板，不但名字和死去亲人一样，长相竟也如此相似宛若一人，更是悲喜交加，说不出话来。

　　　　于坤这时趁热打铁，提出让吴安平拜黄大明夫妇为父母，以慰这位孤儿黄启东的孺慕之情，也算两老又多了个儿子，黄大明夫妇这时其实从情感上已经有了这种需求，所以当于坤派人假冒的吴安平通过电话叫出“爸妈”，并鼓捣出一大桶煽情的话，陪着两老痛苦流涕时，吴安平也就成了黄大明的儿子、黄启西的哥哥，成了真正的黄启东。

　　　　于坤也为可能的调查做了提前的遮掩，声称吴安平因为多宝斋突然崛起，影响了行业内其他人的既得利益，有人故意找警察要找他麻烦，要把他放到放大镜下面，一丝一毫也不放过那样抓他把柄，所以吴安平乌克兰之行也有逃避之意，并不是不想与父母欢聚。

　　　　黄启西正为自己书站成立到处乱扔钱引发行业众怒的事情上火，本就以为是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打击报复，闻言更是同仇敌忾，声称绝不能让那些人的阴谋得逞，黄大明夫妇既然当了吴安平是自己儿子，也自然便偏向这个还没见过面的亲人。

　　　　当苏州警方询问黄启东的事情时，黄大明夫妇和黄启西根本就想不到，自己死去的那位老实巴交的真正的黄启东会和警方有什么牵扯，立刻便认为是找吴安平麻烦的，于是，夏听白和她的领导就这样挨了一顿黄家怒火，却没想到两方说得根本不是一个人。

　　　　黄大明夫妇和黄启西在于坤再次代吴安平前来问候时，将这件事说了，于坤脑门上全是汗，但心内却松了一口气，毕竟又过了一关。

　　　　不过于坤也觉得，以后歪门邪道的事情还是少搞为妙，整个玩得就是心跳，而且来回转圜太伤脑筋，为了再次失去音讯的吴安平，他这段时间可没少掉头发，那个叫洛夫娜的乌克兰小妞不知道怎么搞得，每天都要打电话过来逼人，她都已经和维克托、哈尔科夫市政府签订好战争主题公园的合租协议了，怎么还非得逼着吴安平露面呢？

　　　　而吴安平这家伙也是，怎么干什么总是起个头就溜？不知道他到时候谈对象，会不会也是吃干抹净转头就走，真是作孽啊。

………………………………

第五十七章　物资大转移

　　　　

　　　　吴安平其实也没有办法，他不但是个忙人，而且是个大忙人。

　　　　一切的战争准备已经展开，除了枪弹、手榴弹、火箭弹、炮弹早已经储备了无数，其他如安排挑出来的几百个通讯员学习使用军用电台、26式坦克和前锋战机秘密生产、步兵的合成演练、新兵的秘密招收、控制甘陕后的行政规划等等，他都得参与意见，甚至有时还得利用d－7引擎的功能做些前期准备，比如载重卡车他就又从美国购买并转移了一千多辆。

　　　　这里面耗费他最大精力的是两件事，其中一件是起事成功后，怎样治理甘陕和怎样应对国内其他军政势力，另一件是战事结束后，全面建设甘陕所需物资的筹备。

　　　　前者看似复杂却很简单，因为吴安平和他周围的人没有政治家，所以不会从政治家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立足于自身实力并站在普通庶民的立场来制定相应的计划。

　　　　后者看似简单却很复杂，这主要是就甘陕两省来说，地理范围比西峰镇不知扩大了多少倍，人口更高达两千余万，也是百倍与西峰新城，建设这么大的地方所需要的物资绝对是海量的，单纯在民国根本就不可能筹备完全。

　　　　这些物资中最重要的便是粮食。建设慢些可以忍受，如果吴安平控制了甘陕，却让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饿死，那在他看来绝对是百死莫赎其咎。

　　　　据吴安平查阅后来资料得知，自民国肇立到1949年**中国建立，这期间中国累计饿死的人口可能要达到两亿，几乎每年都有三百万到七百万人要死于饥饿。两亿人，可不是老鼠蟑螂，即便是老鼠蟑螂，要是死上这大的数量，也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何况于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何等苦难而又坚强的民族！它总要一次次遭受巨大的灾祸，又总能从废墟中挺起胸膛！当初吴安平看到这一段资料时，心中涌动的悲痛和自豪是同样巨大到难以名状。你只有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你才能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这些数字绝不是虚构！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白修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等人。而1949年以前，“每年都有三百万到七百万人要死于饥饿”这句话，正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的。

　　　　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斯诺的中国》一书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可见，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

　　　　而资料中吴安平记忆最清楚的大饥荒就有好几次。

　　　　已经发生的1920和1921年的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了一千多万人，灾民有三千到五千万，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亡人数同样不下于前者。

　　　　还有在原来历史中会发生的，如1928年至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人数会达到一千三百多万；1931年长江水灾，会死三百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又将饿死六百万人；而1936年和1937年发生的川甘大饥荒，很多县市饿死者竟然超过三成。

　　　　再往后数，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将饿死三百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百多县，河南省又有三百万人饿死；1943年的广东大饥荒，将有三百万人冻饿而亡；最严重的是，在1946年和1947年爆发的南方大饥荒，仅粤桂湘三省饿死人数就将达到一千七百五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