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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河山别样红-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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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绸缪南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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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有这般历史，陈先生何不将过往恩怨公之于众，以正国人视听，还自己一个清白？”赵振中建议道。
陈炯明长叹一声，怅然说道：“当年因与孙文政见不和，最终导致兵戎相见，已使闽、粤民众深受其苦。现今国内两党虽然武力争斗不休，国民党内新军阀也相互征战不止，可这些孙文的徒子徒孙们对我陈某人却仍然口诛笔伐，我又何必再跳出来再另添混乱呢？个中的是非恩怨就留给历史和后人评说吧。”
“况且，赵兄弟等人所提的南洋建国方案可是对海外华人，对大陆故国，甚至对整个华夏民族都是意义非凡的大事。蒙赵兄弟看得起，不但将此大计交托致公党，还鼎力相助，竞存忝为致公党总理，岂能不顾大义所在，而将精力投注在这些个人小事上？”
“陈先生不计个人荣辱的态度确实令人佩服，但我对先生的这种做法却不敢苟同。”赵振中摇头说道，“南洋建国确实是件意义非凡的大事，也确实需要投入很多精力，但有关陈先生的历史过往却也需要加以关注，须知这并非是陈先生一个人的事情。”
“陈先生现在身为致公党总理，代表的是整个党，可以说陈先生的个人荣辱已经与致公党密切相关。陈先生可以对那些污蔑之词不加辩解，这是先生的大度。可若任那些不实之词流传的话，那致公党又将置于何地？”
“况且，虽说历史是公正的，可历史却也是由人写就的，而且往往还是胜利者书写的。若陈先生对过往不作说明的话，那若干年后的后人又从哪里知道当年的是非曲直呢？举个很现实的例子，要不是我这次来美国与黄老哥、司徒老哥两位相识的话，我肯定不会知道洪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和牺牲，甚至也许会和国内普通民众一样听信国内政府的宣传，以为都是孙氏及其党羽的功劳呢。”
“竞存，我觉得小兄弟所说的有道理。”一旁的黄三德说道，“你现在是致公党的总理，你的个人荣辱可说是整个致公党的荣辱，那些历史真相还是整理一下的好。老哥我现在就在整理洪门的革命史，总不能让那些为推翻清王朝而流血牺牲的洪门弟兄的事迹就这样被湮没。你要是实在太忙的话，我看不妨让定思帮你整理，他跟随你多年，对你的所作所为以及你与孙文间的恩怨他也都知道，想来不会出问题的。等他整理完了，再交你过目就是了。”
陈炯明想想也确实有道理，便朝陈其尤点头说道：“那好，这事情就交给定思处理吧。”陈其尤也便点头答应下来。
在原来历史上，孙、陈关系破裂之后，陈炯明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因而任凭孙文及其党羽骂之为逆，骂之为贼，却未对外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在1925年3月孙文去世后，陈炯明送了一幅“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的挽联对自己与孙关系略加辩解，除此之外，终陈炯明一生，没有公开谈及孙、陈恩怨。
而现在，由于赵振中等人的出现，历史就象一道正在烹饪的名菜一样又被添加了点佐料，不但黄三德将历史上36年才开始整理的洪门革命史提前到了29年，就是陈炯明也同意对自身历史过往以及孙、陈之间的恩怨留下属于自己的声音。
在说了一些与南洋建国关系不大的题外话之后，陈炯明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我听司徒老哥两位说过，赵兄弟几人虽然给致公堂很大帮助，但却从不不干涉致公堂内事务，更不参与致公党党内的事情。不过，从赵兄弟把南洋建国方案交托给致公党实施来看，又绝非一般信任可比。不知赵兄弟等人是否愿意加入致公党？或者对现在的致公党状况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虽说致公党成立后不久便提出“以党统堂”，可实际上却是“党堂并存”，甚至致公堂许多堂口至今仍是自行其是。陈炯明并非出身于致公堂，而是被致公堂中人推举成为致公党总理的，虽然他也有心对“党堂并存”的情况加以整顿，但对致公堂内的一些人和事却也感到有些头疼，不好贸然处置。而赵振中几人虽然都不过20岁左右的年纪，对政党的建设也没有任何经验，不过，从赵振中等人的作为来看，这几个年轻人似乎不可以常理衡量，陈炯明向赵振中询问，更多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听听赵振中几人的建议。
“我们几个以前曾和司徒老哥说过，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牵挂，近阶段之内并不想加入什么政党。”赵振中婉言谢绝后，又接着说道“我们几个从没有过政党建设方面的经历，也就谈不上对致公党现况有什么好的建议，陈先生有些问道于盲了。”
听了赵振中如此说法，陈炯明等人心中正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赵振中却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过一些史书，也开办过一些公司，觉得里面有些东西似乎对陈先生还有点参考价值，我就说说。要是说的不好的话，还请陈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指正。”
“小兄弟就不要客气了，有什么想法就说说，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好好听听。”司徒美堂笑道。
“纵观古今历朝兴盛，究其原因，无非是‘法令严明，任人唯贤’，外加物资充足而已。”赵振中说道，“法令严明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使得贤良为用，宵小辟易，让各项事务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任人唯贤又能及时弥补法令中的不足，让制度乃至秩序充满活力；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当然，在这二者之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以供应用。否则，就是法令再严明，任人再唯贤，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概括起来说，就是将制度、人、物的作用综合到一起发挥作用，这其中，人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
“在现代，随着各种公司的出现，历史上的那些因素已经具体为制度、组织、资金、场所等因素。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组织机构、充足的发展资金、稳定的经营场所绝对是一家发展良好的公司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其中，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组织机构可以使公司上下齐心合力，为实现公司利益而努力工作，体现的是人和制度的作用；而充足的发展资金和稳定的经营场所作为公司发展壮大的保证，体现的则是物的作用。”
“公司是一个组织体，政党也是一个组织体，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几个条件，对于政党的发展也同样不可少。想想当年孙文、黄兴、陶成章等人所各自领导的革命党，除了因为当时要躲避清王朝的缉捕而缺乏固定的活动场所外，制度、组织、资金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除此之外，政党的发展壮大还必须要有思想理论做指导。这一切，从国内两个争斗不休的政党身上就可以得到验证。致公党要想发展壮大的话，不妨也考虑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赵振中所说虽然有些过于泛泛，没有涉及到具体方面，但这种从历史和现今、从公司到政党的角度，概括出一个组织体发展所必备条件的说法，却让陈炯明等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赵振中所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赵兄弟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对于我们致公党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建议？”陈炯明问道。
“我对致公党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好妄加评说。”赵振中斟酌说道，“不过，我个人觉得致公党现在海外的布局对将来的发展有些不利。现在致公党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其总部在香港，而其根基却是美洲致公堂，这在管理上肯定不便。加上美洲这边华人又分散居住，自行其是，南洋那边还要实行建国方案，实在对致公堂乃至致公党整合力量不利。”
“看看国内那两个在苏联人帮助下建设的政党，虽然他们现在的制度不见得是最好的，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党在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方面有许多可供致公党借鉴的地方。客观点来说，这两个党的组织、管理模式更有利于将全党力量整合在一起，发挥出合力。”
陈炯明听了之后，皱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两个党在制度上、组织上的做法确实有可供借鉴的地方，但他们各自奉行的主义却不是致公党所能拿来用的。可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思想理论指导的话，那所谓的学习借鉴恐怕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啊。”
赵振中思索着说道：“一个政党肯定是要在党纲中确定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没有比实现独立自主、民主富强更大的任务了。同时，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也没有比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觉得致公党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当然，在党纲中规定的话，尽量笼统一些，千万不要出现‘南洋建国’等字样，以免使得列强警惕起来，增加方案实施的难度。”
陈炯明闻听之后，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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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绸缪南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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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是主张向来是一个政党纲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辛亥之后成立的那些政党，由于理论上处于幼稚状态，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纲领。即便后来在历史上主导中国几十年政局的那两个大党，也是在苏俄帮助下才提出了各自的纲领，有了各自所尊奉的主义。
对于在25年成立的致公党来说，由于该党的总部和党的根基都在海外，对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就更缺乏了解，加上该党又是一个从洪门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缺乏有关政党的实践经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历史上，作为致公党总理的陈炯明，是在1927年冬天所发表的《中国统一刍议》中完整表述出致公党“三建主义”的。所谓的三建主义，是指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其核心思想依然是陈炯明此前所倡议的“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之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所倡导的仿照美国历史上由“邦联”到“联邦”的一种治国思想。具体来说，它一方面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建立联邦制国家。
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在辛亥之后，曾为很多人物所接受。孙文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曾坚持在党章中写上“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920年的时候，孙文又特意撰写了《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也就在1920年，毛主席在湖南提出了“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只不过，孙、毛两人后来因为接触到其他思想而各自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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