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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河山别样红-第4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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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中国国内的反苏力量方面——如与西北人民军对抗，都是中国境内至关重要的力量。为了将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西北的民族主义，老蒋现在的力量都不能削弱，相反，要予以加强。因此，决不能在这个时刻同南京当局发生严重的正面冲突，而应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受莫斯科指令左右，也就只好刹车、转向了。
眼见娄子捅大了要坏事，张、杨也只好放低姿态，将被关押的第1军7师师长丁德隆给放了出来，让他与邵力子等人去洛阳和老蒋面商和平解决途径。当然，张、杨两人也不是一味求和，而是要老蒋答应“两部今后不参加内战以及停止内战”的条件，否则，宁愿两部20多万兵力全部战殁也不妥协。
张、杨提条件，老蒋自然更有条件。老蒋的要求是：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张、杨两人必须解除兵权，出国留洋；两部军队要重新整编，服从中央安排。
商量来去，老蒋同意张、杨两部不参与内战，但对于停止内战却不同意。用老蒋的话说就是：“中央固然可以不启衅端，但共匪、西北借此发难，中央难道还要束手就擒不成？”最终，老蒋只口头表示：“中央可持和平态度，但若共匪、西北或其他地方势力引发事端，则中央一定全力平定。”
老蒋这边松了口，张、杨也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可能，便也同意了老蒋的条件。西北的局势乃至国内的局势也都自此有了进一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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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独立自主（一）
实际，事变之后老蒋和张、杨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子也都不好过。双方都期待尽可能早的达成协议，和平解决。
对于老蒋来说，先是两广事变，接着就是西北的两次军事行动，随后又是绥远抗战，接着又是西安事变，竟是没个消停的时候！而且华北方面的宋哲元、韩复榘也有脱离南京控制的苗头。这迫使老蒋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
为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势力，老蒋对西安方面必须摆出以强硬手段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逼张、杨低头以维护其中央权威。但老蒋也清楚，凡事要适可而止，一旦把张、杨真给逼急了，双方兵戎相见，那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一系列对南京当局不利的反应。甚至在西北、桂系、，以及日本等中外势力的参与下，南京政府就此垮台也说不定。这样大的风险老蒋是绝对不能冒的。
而对张、杨来说，老蒋的强硬姿态和国内各界对两人勾结与南京对抗的指责是他们此前所没有想到的。两人原本想参照两广事变，通过高举抗日旗帜以争取国内民众的同情，先与南京对抗再谋求和平解决的方式来化解两部夹在老蒋和间的尴尬局面，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能使陕西乃至国内的形势有所缓和，却不料因拉加入而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
的加入不但没有使事变获得苏联的支持，反而起到了相反效果，除了老蒋和国人指责，连苏联也称事变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是张、杨所始料未及的。态度的变化以及减少黄河西岸兵力的举动更是给张、杨两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国人之所以不认同张、杨与联合对抗南京，却30年代中前期所奉行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之后，国内抗日情绪开始高涨的时候，却奉莫斯科指令于31年11月份在山沟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当局对峙；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准备调兵去海，却发起了漳州战役，牵制了原定去海的兵力；长城抗战刚结束，就鼓动冯玉祥在察哈尔搞出了个“抗日同盟军”，还同伪蒙军李守信部闹了一出双簧，以“收复多伦”的大捷来做虚假宣传。35年秋被撵到陕北，该消停点了？可却又在人民军消灭入疆苏军、收复蒙西的事情说了不少过头话，甚至还有人再次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有这种种前科在，加南京当局的宣传，以及西北方面的抨击，此时的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是以“带路党”的形象存在的。当然，“带路党”这个词也是源自于西北与就抗击苏军、收复蒙西等事件的互相攻讦，是源自于赵振中之口。
事实，在30年代中前期国人大多对不感冒，这从冯玉祥组织察哈尔同盟军一事的结局就能看出一、二。在“收复”多伦后，冯玉祥等人大肆宣扬，甚至一度宣称要反击收复东北四省。就在冯玉祥意气风发的时候，老蒋却得知冯部中有宣侠父等人士在公开活动，并且还通过外蒙与苏联暗中勾结。
消息披露出来后，冯玉祥被迫重回泰山，而老蒋则决定武力解决冯部。当北平何应钦主持清肃察哈尔同盟军时，国人因不明真相曾对南京当局多有抨击。但当同盟军不去与日本争锋，反而在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带领下打出反蒋大旗，并向北平攻击前进时，除了少数站在立场的左翼报刊外，绝大多数报纸、电台哪怕不认同南京当局的做法，却也没有开口反对。
前车之鉴已是如此，张、杨二人重蹈覆辙也就不怎么奇怪。特别是现在的西安事变没有扣押老蒋的戏码，也就没有南京方面“武力讨伐”与否的争论，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裂。张、杨二人也就没有更多余地。
靠不住，去西北联系的又迟迟没有回音，杨虎城麾下出现不稳迹象，而老蒋又姿态强硬，张、杨两人可真的是压力山大。
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固然有其个人野望，但却也不想再被老蒋当刀使，不愿两部将士被投入内战战场白白消耗，若是因事变引发陕西乃至西北战乱，让日本人有机可趁，那就与两人的初衷相违背了。
特别是张学良，在见到国内舆论对自己的抨击，体会到政策的变化后，真是有些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东北军可算是张学良的私军，却也是他的负担，若就此让南京当局接手并给十几万将士一个还算可以的出路，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而，面对老蒋提出的“张、杨两人出国，部队整编”的条件后，张学良率先答应下来。
虽然杨虎城数次规劝，可张学良既然点头了就不想更改。十几万东北军都不愿意对抗下去，几万心思各异的西北军根本就不是老蒋中央军的对手！无奈之下，杨虎城也只好与张学良一同接受了老蒋的条件。
就在张学良接受老蒋条件，召集东北军将领说明有关情况，并做后续安排时，于学忠却找他密谈。
“总司令，西北那边有消息了。”于学忠面色凝重地说道，“因为有参与，他们并不想介入其中。而且，从那边反馈回来的消息看，我们被人当枪使了，成了对抗南京的先锋！”
在得知西北的赵振中就是当初的“赵孟尝”后，于学忠就曾想与西北方面进行联合，借以改变东北军在陕北的困境。在经张学良同意后，除了张、杨两部一起向西北派出的人员外，于学忠还暗中派出人员与西北联系。这也是为何张、杨在事变后派人联系西北未果，而于学忠却能获得消息的原因所在。
“是啊。被人当枪使了。”张学良无奈苦笑，又随口问道，“西北是怎么说的？”
在张学良以为，西北方面如此说法，应该是从态度变化以及减少沿河兵力的行动判断出来的。他随口一问也并没想能得到什么其他答案。可于学忠随后的话却让他震惊不已。
“政训处黎副处长等人曾人士，就连河南大学的罗教授也是他们一伙的。这些人现在都眼中的‘叛徒’，甚至曾借南京当局的手对这些人进行清除。”于学忠语出惊人，“而陕北在我军中帮助整训的李克农、刘鼎等人就与黎副处长他们不对付，甚至还暗中拆台！可以说，我们烧香拜错庙门了！”
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早年曾人士，但在27年10月被奉系逮捕入狱后，因遭受狱外的抛弃以及同案入狱的市委王记的出卖，加奉系酷刑伺候，黎天才抵受不住，也就招认不讳。由此，黎天才投入了奉系，为东北军效力。在张学良执掌东北军后，黎天才凭借其才华，很快就获得了张的信重。
黎天才加的介绍人是何孟雄、高君宇。其中，高因病于25年去世，而何孟雄、罗章龙等黎天才于北大相熟的同党却在31年因反对米夫、王明而遭遇坎坷。黎天才也因与这些人相熟而使其在东北军的命运有了新的变化。
为了压制内部反对派，部有人向南京当局告密，将在海的何孟雄、林育南等人抓捕入狱，并对罗章龙等所谓“非常委员会”中的骨干人员进行清除。罗章龙侥幸逃脱追杀，而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却在31年2月7日被南京当局处决。这就是后来历史有名的龙华24烈士。
同样在31年，北方组织也加入了“非常委员会”，黎天才当初在党内相熟人员也大都加入了“北方非委”。继海“非委”遭受重大打击后，北方“非委”在2月份也莫名地遭到严重破坏，黎天明的老关系韩麟符、王仲一、吴雨铭、李希逸等人都先后入狱。
出于对黎的信任，张学良把这些涉共要案交给他，并设专门机构审办。由此，平津一带被捕的数百人士得以以各种形式获释。
北方“非委”人士虽然大多“改悔”后被所重新接受，但不少人却与身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保持着暗中联系。而因黎天才的关系，“非委”最后的组织也得以在东北军建立、存续，直到西安事变。
实际，“西北联合政府”最初就是黎天才等“非委”人士给张、杨画的大饼。其后，陕北又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三位一体”。
当初张学良在陕北与会谈时，并不清楚与“非委”的纠葛，还颇为自得地向周说自己早已任用共党于左右。
但周当年就是对“非委”坚决打压的执行者，闻言当即明白张学良身边有“脱离党的叛徒”！在将情况报的同时，周又做出具体布置以针对这些前人士。由此，黎天才等人才会在工作中会受到极大阻碍。
对来说，能拉拢东北军固然为策，但因其内部良莠不齐，若分化之后再以之扩充自身则更为可靠。何况，东北军虽然战力不强，可人多势众，也不是初到陕北的轻易能啃动的。借助“非委”，并推动其出头，进而挑动张学良对抗老蒋，赢得陕西乃至西北、全国局势的缓和，这无疑对力量的发展壮大有极大益处。
在原本历史，对留在“非委”中的人员一直进行打压。黎天才虽然从狱中释放了大批人员，可最终他却死狱中。而罗章龙要不是后来毛点名将其树立为反面典型，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行关照，恐怕也逃不过有些人的黑手。既然毛给其定了案，罗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对一个过了气的前人士、后来的大学教授，位高权重的有心人也不将他放在心。
此时，闻听于学忠所言，张学良惊问道：“这怎么会？西北又是怎么知道的？”
“那位曾来给总司令讲过马列主义的罗教授，现在西北并已经被看押起来了。”于学忠叹道，“消息应该不假。”
在36年夏，进入西北的各方人士中有位名叫罗仲言的，自称原在河南大学任教，因向往西北才跋涉而来。适逢西北刚成立兰州大学，罗便想到大学里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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