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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确实是阎长官经办的西北实业公司提供的。”高桂滋点头承认，“不过，西北实业公司所用于生产的优质水泥和钢筋却大多来自西北控制下的保德一带。”

　　　　“那岂不是说，我们还要承民众党的情分了？”王仲廉先是一怔，随即又问道，“早就听人说，山西和西北有渠道往来，难道他们真的早有勾结？另外，西北实业公司又怎会向培五兄提供这些物资？”

　　　　王仲廉可是老蒋黄埔门生，自然不想和民众党有什么瓜葛。

　　　　“介仁老弟但放宽心，我和民众党可没什么关系。”高桂滋笑了笑，“据说山西和西北之间的协议是在人民军占据保德等地后签订的，也是委员长同意的。至于我能得到这些玩意，却是西北实业公司陆董事长主动奉送的。既然人家愿给，又是用于国战，我自然没有不要的道理。若非带着这些东西，只能趁夜赶路，我们师还会早来几天。”

　　　　“也是，管他什么来路，只要眼下能用来对付日本鬼子，那就是好来路。”王仲廉虽然如此说，却还是追问了句，“不知道军长他们那边有没有得到这些？”

　　　　“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高桂滋两手一摊，“你干脆自己问得了。”

　　　　“问是要问的，但现在要先顾眼前。”王仲廉将参谋长吴绍周叫过来吩咐道，“赶紧趁今夜把这些家伙搬一线阵地，再用水泥把他们固定牢实。这样，至少兄弟们赖以存身的工事会更可靠些！”

　　　　“4师的兄弟也一起行动。”高桂滋在一旁补充道。

　　　　这些水泥预制板都有预留的孔洞，可方便的用钢构件和螺栓加以联结、紧固。只要在与地面连接处及预制板间的缝隙用水泥封闭牢实，就可方便的构筑起一道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除了被飞机投弹或重炮直接命中外，一般枪弹或飞溅的弹片对工事内的守军威胁并不大。

　　　　有了高桂滋部带来的这些物资，尽管时间仓促，但当十几个小时后，日军向南口一线发起攻击时，面对的却是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防御工事。

　　　　王、高两人并不清楚，阎锡山此时正在南京开会，陆近礼此番拿出这么多水泥预制板和水泥等物资支援也并非出于阎锡山授意，而是赵振中通过贾景德所为。

　　　　在没有阎锡山首肯下，贾景德虽然是阎“永久的秘长”，可也不敢乱来。但在西北答应向晋绥军提供10万顶钢盔，以及所耗费的水泥、钢筋由西北补足的情况下，贾景德考虑到此番山西只相当于做了个中间人，并未吃亏，况且，也不能因这点小事恶了与西北之间的关系，也就同意下来。

　　　　在通过陆近礼向高桂滋拨付一应物资后，去保德接受西北物资的贾景德忍不住心中疑惑，向负责与其交接物资的人民军后勤部副部长简谦明问道：“你们赵主席究竟为何要暗助南口？”

　　　　简谦明先是笑了笑，随即正色说道：“我们和南京是不对付，我们也奉行独立自主，但不管怎样那是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事。而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者之间的仇恨却是我们所有真正中国人的事！”

　　　　“那贵党为何不自己出面？那样不是更能得到各界的拥护？”贾景德仍有些不解。

　　　　“我们西北现在面临苏联和英国人的压力，加自己也要为抗战准备，能为前线做的也不多，就不要大张旗鼓了。”简谦明随即略带戏谑地笑道，“若是山西方面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倒可以将那些物资全部送往前线。”

　　　　尽管知道简谦明是在说笑，可贾景德仍忍不住心中一跳，忙讪笑道：“山西眼下正在建设晋西南抗战基地，可离不开贵党的大力支持。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为了建设晋西南抗战基地，不但阎锡山花了大力气，西北方面也出力不小。除了前后提供了足够装备5个防空团的武器，并有3万多人正在河套接受人民军训练外，西北还通过保德所留存的钢铁厂、水泥厂在半年时间内向山西方面提供了近万吨的建材，还有两百多台施工机械。

　　　　若是因向南口提供的那点物资，就中断了来自保德等地的援助，那阎锡山回来非跳脚不可。这也是贾景德敢于在阎锡山不在的时候私做主张的原因所在。

………………………………

第十章：义利之间（三）

　　　　

　　　　就在南口一线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老蒋和阎锡山几人却在南京商讨冀、察局势。按照原定安排，老蒋召集的国防军事会议将在第二天召开，而此时蒋、阎等人的座谈则是提前交流一下各自对局势的认识，以便对会议可能提到的问题提前在心中有个数。

　　　　谈到冀、察问题，就关系到南京当局对整个华北的考量，自然就离不开在阎锡山掌控之下的晋、绥，也就回避不了西北那让老蒋头疼的两大症结：民众党和中共。

　　　　自黄埔以来，老蒋先是和中共共事，后又翻脸并互相攻伐，眼下又迫于国内抗战形势而坐到谈判桌前。虽然老蒋仍将中共看作生死大敌，可现在却因民众党崛起于西北，人民军又接连击败苏联人和英国人，民众党对南京当局的威胁已然超过中共，跃居首位。

　　　　由于此前双方打了十多年的交道，老蒋对中共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也准备了一些后手对其打压。但对于崛起西北才几年，却发展迅速并连败强敌的民众党和人民军，老蒋和南京当局的要员们却没有个清楚认识，总有一种雾里看花般朦胧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疑窦和困惑。既然闹不清楚西北现在实力究竟如何，南京当局也就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方式对民众党和人民军进行制约。眼看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老蒋也急于通过阎锡山摸清西北的真实意图。毕竟，阎锡山可是南京当局中绝无仅有的同西北有过正式接触中央大员，人民军又占据晋西北，老蒋从阎锡山处获得的消息也更可靠些。

　　　　“百川兄，你是见过那个赵振中的，你说他怎么就能在西北成了气候呢？”老蒋半是感慨，半是疑惑地问道，“西北地域广阔，可也过于偏僻和贫瘠，人口又少，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可为何单单让赵振中成了事呢？”

　　　　阎锡山心中一跳，以为老蒋要翻旧帐。虽然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人民军是从甘、宁起家，可赵振中等人最早却是借助华美公司名义在晋西北立足。尽管阎锡山当时因战败下野而对华美产业的设立不负什么责任，可他复出后却创办西北实业公司并与华美打得火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所蒋所谓“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又包括冯玉祥，以及与冯玉祥联手的阎锡山。从这些方面来说，阎锡山至少也要担个“失察”的罪名。

　　　　“钧座，我与那赵振中确实见过几次，但当时都是为了救助晋、绥灾民或为了修建铁路、创办产业的事情。没有洞察赵振中所包藏的祸心，百川确有失察之过。”阎锡山谅老蒋也不会真能把自己如何，干脆以退为进，先把责任挑到明处。

　　　　“让华美在山西立足是我和启予的责任。”参加座谈的徐永昌插话解释道，“民国十九年冬，阎公已然离开山西，是我和启予在负责晋省善后。当时物价飞涨，灾民、难民遍地，而赵振中又偕华美公司适时提出以工代赈，为了改善民生，我和启予也就想法周旋，促成了同蒲铁路开工和华美产业兴办等事项。其后，启予又离开了山西。因此，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

　　　　“百川兄和次宸误会了，没有问你们责任的意思。我只是心中感慨，又有疑惑不解罢了。”老蒋摆了摆手，又和言说道，“百川兄距离西北近，和晋西北也有正常往来，我只是想从你这里多了解些情况而已。依百川兄之见，西北实力究竟如何？在这举国抗战中又能起多大作用？中央究竟有没有与民众党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确实心有疑惑，也确实想听听阎锡山对西北的分析和判断，但老蒋通过戴笠等人的调查，对赵振中的发家史却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力行社难以渗透到西北，可对华美公司以及四海实业的调查，却也让老蒋得到不少有用信息。

　　　　比如说，四海学校及青岛大学从25年到34年，前后共送到美国留学的人员就接近6千人，加华美前后招收到南洋和澳洲做工的10多万人，而这些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在回国后大多去了西北。这也多少解开了老蒋对西北为何能建设起工业体系，为何会有高水平战机的困惑。不过，旧的困惑去了，新的困惑又来了：赵振中到底从哪里得到的充足资金来发展高水平工业？西北工业现在究竟有多大实力？又能不能为南京当局在抗战中所用？

　　　　明白老蒋的用意后，阎锡山的心反倒安稳下来。他沉思了一会儿，便斟酌着回答道：“说实话，我对西北也有过猜测。原本以为赵振中是接受外国扶持的，可从他们的表现看，西北应该是自成一路。”

　　　　西北眼下把苏、英、日三国给得罪了个遍，而美国现在又奉行中立，这些都不可能是西北的支持者。至于由海外华人组建的兰芳，当他们复国时，民众党和人民军已在此前几年就崛起西北。况且，致公党和民众党在政治主张也有一定差异，两者应该并非一路。这些方面，老蒋等人也有判断。

　　　　“我对赵振中是怎样做到眼下一切的，也有许多不解。只听人说，他原本和华美在晋西北立足，在救助绥远、陕西、甘肃等地灾民时，目睹当地种种不堪，才有了起事的念头。至于真相如何，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阎锡山苦笑了一声，又接着说道，“关于钧座的那三个问题，我只能说西北实力莫测，在抗战中应能发挥较大作用，可中央却没有与其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皱了皱眉头，催促道：“百川兄仔细说说你的看法。”

　　　　阎锡山自然不会说自己到西北的见闻，只以道听途说来的或是能放在明面的消息应付老蒋。

　　　　西北实力莫测，除了其短短几年内崛起西北却连败强敌外，阎锡山又提到了西北在甘肃、宁夏等地兴建的铁路、公路交通体系，以及坚实的工业基础。当然，也没忘了提及绥远抗战中西北赠送的那火力凶猛的36辆装甲汽车。

　　　　西北有足够的实力，又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已然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而日本方面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敢于对其挑衅的中国势力，双方今后必然有大战要打。不论胜败如何，日军碰西北都肯定要磕掉几颗大牙下来，这对中国抗战形势的改观都有益处。

　　　　“对外方面，西北先后抗击苏联、英国，并收复失地，在国家、民族大义确实令人难以挑剔。但西北对先总理和钧座成见颇深，在国内政见又有根本不同，他们又奉行所谓的‘独立自主’，且无求于中央，是很难和平解决的。”说到这里，阎锡山叹了口气，“除非西北或中央在根本问题能有一个改弦更张，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希望。”

　　　　阎锡山没有说根本问题究竟为何，可老蒋和在座的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傅作义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根本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重大利益在内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西北想获得国家政权并借以推行其一系列政策，而老蒋等人则要通过国家政权来维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