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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可以说，是负责管理军事大计或其他要务，并辅佐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逢有机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议，避免专断。一般政务，则由丞相决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咨询，丞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丞相具体职权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荐举人才；对于地方官的有考课和黜陟、诛赏的权力；主管律、令及有关刑狱事务；地方上若有暴动等事，丞相派属官前往镇压；在军事或边防方面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全国的计籍和各种图籍等档案都归丞相府保存。西汉时御史大夫辅佐丞相，职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务常由丞相、御史共同出面处置。

　　　　丞相之秩为万石，月俸之谷三百五十斛，钱六万。属官有长史二人，为丞相的助手。另有少史、征事等。又设西曹、东曹、奏曹、集曹、议曹等机构，分管官吏迁除、郡国事务、章奏谋议、征集租谷等事。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又置司直，专司刺举百官不法者，从而加强了丞相的监察职能。唐宋元一直沿用。

　　　　随着宰相的权利日益扩大，必然与皇权有了争斗，以我看，正是这个要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几口的性命。

　　　　朱元璋生性多疑，对丞相权力过大早就心存疑虑，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给后代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李善长作为开国丞相，功臣第一，其对皇权的威慑力、影响力和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须被除掉的那个“刺”。

　　　　为了避免皇权旁落，自胡惟庸阴谋造反后，朱元璋即废除了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议设置丞相一职。秦汉以来行之1000余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的膨胀超过已往历朝历代，达到极至。而当相权被弱化，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恐怕皇帝也会因为太繁杂的公务和太大的压力而崩溃，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管理、处理全国一切事务的兴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面，皇权高度集中后，各级官僚特别是中央高级官僚也就没有了处理政事和国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么他们就只剩下想法设法谋求私利这一件事可做了。相权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统治机构自行涣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没向大臣们发一句话；明神宗30年内只见过群臣1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群臣们在大殿上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大臣辞职时也不见皇帝，仅上一封辞呈便弃官回家；各部无人上班，衙门上锁，院子里长满青草，所有公事全都无人办理。难怪有人感慨地说，明朝并不亡于崇祯，而亡于洪武。这恐怕是朱元璋在诛杀明朝最后一个丞相李善长时没想到的吧。

　　　　前面说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加之淮西集团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过霸道，树敌必不在少数。他的彻底倒台，因此便具有双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针对朱元璋的，二是针对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许因为李善长一家的死难太过惨烈给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为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面对君主的淫威。在李善长死的第二年，即有人上书诉其冤。

　　　　这封替李善长申冤的奏折，据说出自著名才子解缙的手笔。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纪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委，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说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够想得到的一点常情常理。李善长当年冒万死，才有了后来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如果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超过他现在已得到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乱中，起来争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当年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在即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解才子真是大手笔，驳论痛快淋漓。对此，朱元璋有何反应呢？史书上说：“tai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规，既是钦定的大案，是决不会容忍异议，更不用说翻案了。朱元璋此处的沉默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也许，是同样处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长狱案出自圣裁，而罗织最有力者则是当时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传说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及其家口七十余人在五月坐诛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的宝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詹徽受命鞫蓝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实，无徒株连人，玉大呼‘徽即吾党’，遂并杀徽。”《明史》下了个结论，“徽好窥上旨，终及于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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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冤案②

　　　　（猫扑中文　）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tai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爷爷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开国tai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爷爷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爷爷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tai祖的冷嘲热讽，毛爷爷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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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同参军国事右御史大夫领台事兼太子谕德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讨吐番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

　　　　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同参军国事加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洪武二十七，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参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赵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