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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志愿航空队纳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建制，编为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陈纳德也在最高统帅和宋女士的积极争取下，被美军授予准将军衔。从4年前郁郁不得志的临时少校，到今天肩上那一颗闪亮的银星，他深深体验到了追随最高统帅夫妇给他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时，他又踌躇满志地向最高统帅提出了一项宏伟的空中作战计划。他认为，如果美国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100架运输机，并授予他对中国战区的空军指挥全权，他就能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打败倭国空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根本不考虑什么实际的可能性，而只想以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方案引起最高统帅和美国方面对他的重视。实际上稍微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的操作性。只有空中结合地面的大规模进攻，才可能击败一度不可一世的倭国军队，单纯依靠空军，是完全做不到的。
　　　　陈纳德的计划确实对最高统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好像是给他指出了一条既不用实行任何改革，也不用消耗多少实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捷径。于是，最高统帅暗自在心里打好了一个如意算盘，他准备以诱使美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力量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某种妥协。
　　　　6月24日，最高统帅再次约见史迪威。尽管一开始的谈话仍然有些不愉快，但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最高统帅表示，可以接受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甚至还答应再向印度空运5万中国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他接受了史迪威提出的撤换杜光亭的要求，同意由史迪威担任驻印部队的总指挥并负责训练工作，另由罗上将主管行政和军纪。同时，他提出了由美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和保证每月空运5000吨物资的要求，并对史迪威叮嘱说：“关于飞机数目和空运吨位的事情，实在是维持中国战场现状的基本条件，希望参谋长给予特别的注意。”
　　　　史迪威并非不重视对华援助问题，他曾经一再打电报、写信向史汀生和马歇尔提出援华的具体项目和数量，以至马歇尔都感到有些不耐烦。有一次，他甚至来电批评史迪威过于急躁。宋部长也曾打电报给他，劝他不要火急火燎地催促美国陆军部，因为美国对华运输实在是大艰难了。租借物资从美国东海岸装船后，首先要穿过大西洋和印度洋，经过近2万公里的海运，然后从卡拉奇上岸，经过2500公里的铁路，运抵加尔各答；再经过孟加拉至阿萨姆的窄轨铁路，运到空运司令部的各机场，最后才能飞越“驼峰航线”到达昆明。尤其是最后一段的“驼峰空运”，更是十分危险。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空运司令部共损失468架运输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13架。牺牲和失踪的美国飞行员与机务人员共达1579人。因此，如果不改善运输条件，最高统帅提出的援助数额是很难实现的。小说整理发布于ωар．ㄧб　Κ．Сｎ
　　　　尽管如此，最高统帅就中国驻印部队作出的有限许诺仍然激起了史迪威的一点希望。有了第一步，他就可以促使最高统帅走出第二步、第三步，或许能够逐渐达到整编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刚刚出现好转的形势骤然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史迪威与最高统帅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
　　　　事件缘起于中东战局的突然危机。6月21日，隆美尔率领的德意联军攻占利比亚东部的托布鲁克，英国守军3万余人缴枪投降，埃及和整个中东面临着落入德意之手的巨大危险。为了挽救中东的危局，美军参谋部于6月25日命令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将该部的重型轰炸机和空运司令部的运输机全部调往埃及，空袭德军的后方运输线。同时还命令把一批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A－29型轰炸机，留在苏丹的喀土穆，以支援英军作战。
　　　　美军参谋部在通知史迪威的同时，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就已直接把命令发给了第10航空队。尽管史迪威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力改变这一决定。他完全可以想象到，最高统帅得知这消息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在日记中发出了叹息：“现在我能对大元帅说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诺言都没有兑现，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他说：坚持干吧，老兄。”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急忙赶到最高统帅处，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最高统帅闻听此事，立即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冲地对史迪威说：“既然罗斯福总统把第10航空队交给中国战区使用，就该归我指挥。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调动，竟然不经我同意？”史迪威解释说：“抽调中国战区的力量，我也极不赞成。但是，中东局势确实十分危险，这不仅关系到同盟国的战略全局，而且也关系到中美之间的海空航线。”最高统帅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埃及的局势严重，难道中国的局势就不严重吗？浙赣地区的形势也十分危险，为什么中国战场就不受重视？”
　　　　最高统帅的抱怨是直接对着美国的。4且18日，美国海军航空兵的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倭国的东京、大版、横滨、名古屋等城市。随后，飞机降落在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机场。日军为防止美国飞机再次空袭倭国本土，遂于5月中旬调集8个师团约14万人，发动了浙赣战役。至6月下旬，日军先后攻占金华、衡州、上饶、鹰潭等浙赣线要地，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空军机场，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损失。美国轰炸东京的行动，事先以保密为由并未征得最高统帅同意，事后对中国遭受的报复性进攻，也没采取积极的救援措施，现在又要剜中国战区的肉，去补中东战场英国的疮，最高统帅自然感到愤愤不平。
　　　　他把心中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史迪威的头上，疾言厉色地说：“罗斯福总统答应的援华物资数量，现在执行的还不到110。我绝不怀疑总统的诚意，但事实如此，是不是你工作不力的缘故？你作为我的参谋长，美国援华物资能否如期保量运来，应该是你的责任。”
　　　　最高统帅的指责，彻底打消了史迪威原来抱有的一点好感。在他看来，美国纵使有一万个错，也轮不到中国的最高统帅来指手划脚；他本人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同时又是美国的驻华代表，他绝不能容忍最高统帅对美国的这种蛮横态度。“我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史迪威严肃地指出了他就援华物资向美国提出的要求，盟国军火分配部确定的物资分配计划和月前运输上的困难。
　　　　“我不要听。”最高统帅又一次打断了史迪威的话。他听惯了国军将军们的阿谀奉迎和唯唯诺诺，对史迪威的反驳感到怒不可遏。“倘若英美认为中国战场仍有保持的必要，就绝不该一再无视中国的利益。我要你马上派人回去报告，我想知道英美是否还把中国战区当作同盟国一个战区，否则我自有办法。”说完，最高统帅竟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宋女士在后面又重复一遍，“请记住，最高统帅要同盟国就中国战区有无存在和支持的必要，作出‘是’或”‘不是”的明确回答。”
　　　　过了两天，最高统帅夫妇又一次约见史迪威。正式要他向美国政府转交带有时间期限的三项“最低要求”。第一，美国必须在8月至9月之间向印度派出3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弟二，8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500架作战飞机，并保待这个水平；第三，从8月开始，空运司令部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5000吨物资。宋女士还特别声明，这些条件是维持中国战区的“最低要求”，如果同盟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就取消“中国战区”，作出“其他安排”。
　　　　史迪威对这种要求十分反感，但是他仍然如实地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报告了最高统帅夫妇对第10航空队调动问题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提出的所谓“最低要求”，并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格鲁伯准将回国，直接向华盛顿汇报中国战区的目前状况。不过，当宋女士要他在报告上附署个人的赞同意见时，他断然拒绝了。作为一名美国军官，他不能去支持一份对本国政府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宋女士又转而对他私下里说：“我们会帮助你成为一名四星上将。”这套许诺和收买的伎俩对陈纳德或许有用，但是史迪威这个纯粹的军人却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日记中写道：“见他们的鬼去吧！”
　　　　面对最高统帅夫妇的种种压力，性情固执的史迪威丝毫也不为之所动。他认为，要让美国在8月底以前满足最高统帅提出的三项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如此愚蠢地以为我们会答应。……他们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他认为最高统帅根本没把他看作美国总统的代表，而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和可以随意摆弄的“小丑”，似乎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每一个要求去向美国政府游说。因此，他必须严肃地向他们重申美国政府赋予他的来华使命。
　　　　7月2日，史迪威向最高统帅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第一，本人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在中国举行的所有军事会议。在这种场合之内，我必须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本人的其他地位一概无效。第二，本人负责指挥中国、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因此其职权超出了中国战区之外。第三，本人代表美国总统负责监督和管理租借物资，并决定移交这些物资的时间和地点。此项物资移交之前，美国总统随时可以根据法律予以收回，移交之后，由大元帅负责支配，本人有权确保这些物资只能用于有效的对日作战。第四，本人是大元帅之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负责有关计划、组织、训练和作战方面的事宜，没有采购物资的任务。第五，本人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这是我的基本立场。第六，在上述职责范围内，我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
　　　　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大大触怒了最高统帅。他马上致电宋部长，要他转告美国政府，由于史迪威既在中国战区任职又代表美国利益的双重身分，使他无法下达命令，亦无法协调关系，因此，宋部长向美方交涉，将史迪威“自动召回”。同时，他拒绝再见史迪威，对史迪威递交的任何文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置之不理，把他冷冷地晾在了一边。
　　　　最高统帅的政治手腕和故意冷落，使史迪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枯燥无味的工作。我试图劝导和说服的人，是一个顽固、无知、满脑子偏见和自负的专制暴君。他只能从我这里得到真实情况，但又认为这些都难以置信。”疾病又一次向他袭来，腹部压痛，连续的呕吐。经过化验，发现体内有寄生虫。他在36小时之内，接连服用了8种药物，终于好起来了。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年近80岁的老母因病去世。史迪威作为长子，既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也未能参加老人的葬礼。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史迪威的工作热情，父亲从小向他灌输的道德观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不工作就是罪过。”他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