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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商震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商震不义。
　　　　虽然张学良按月足额给晋绥军整编后的部队发饷，可是晋绥军各部都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编外人员，特别是按照阎锡山的嘱托，整编裁减下来的军官们都被他们私下留在部队中，这些人的军饷可都要他们自己解决。
　　　　徐永昌和杨爱源虽然受阎锡山所托，任山西警备正副司令，掌管晋绥军，可是他们不管民政，除了张学良给的军饷外，他们再没有一点其它经济来源，这笔钱只好找商震这个山西省主席来解决。对于徐永昌和杨爱源来要钱，一肚子气的商震一概都是两个字，“没钱”。
　　　　因为山西的工商业以太原以及周边地区最为发达，少了太原地区的山西省政府的财税自然少收入一大块。不过省政府的税收虽然不多，可是多少还是有剩余的，只是商震是绝不会给这些排挤他的人的，余钱都商震毫不客气地用在了自己的部队上。
　　　　这就更加引起了晋绥军将领们的不满，商震自知他和这些忠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将领的矛盾难以调和，索性对阎锡山留在山西的行政底子进行“整理”，先是提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裁撤阎锡山亲定的村政处，随即又一次性撤换了20多个县长。
　　　　这样一来，山西舆情大哗，在杨爱源、王靖国、孙楚等晋绥军将领的煽动支持下，山西商民在山西省政府所在地临汾召开了驱商大会，群起声讨。同时，晋绥军内部也在酝酿驱逐商震，夺取第四军军权的行动。
　　　　这次宋哲武减租、减税，让山西这些阎锡山的支持者们闹心，也是间接地让商震出了一口恶气，他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那里还会给这些地主们做什么主。
　　　　虽然商震有些怨恨宋哲武，可是现在山西境内，除了宋哲武就是晋绥军和原西北军宋哲元，这些人里，现在还就是宋哲武能和他在感情上近一些。这个时候，他商震可不会去给宋哲武添乱，更不要说他现在只是名义上的山西最高民政首长，太原行署可是不会听他商震的。
　　　　而且，商震很想把他的第四军拉出山西，正需要宋哲武帮忙。没有宋哲武的帮助，他要把部队拉走，不要说杨爱源和孙楚、傅作义、王靖国等晋绥军将领不会答应，就是徐永昌这个实在人也不会干。
　　　　因此，商震不仅没有理会那些地主们的请求，还派黄光华亲自来太原向宋哲武报告商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各县挑头闹事的大地主的名单也交给了宋哲武。
　　　　仅仅是向省政府请愿，这不是什么罪过，宋哲武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惩处这些地主们，他还要等，等到这些人做出触动他底线的事来，那时他就不会再和这些人客气了。
　　　　见向商震这个省主席请愿没有用，而且宋哲武对他们的请愿举动又没有什么动做，这让这些地主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包括太原行署在内的山西各地的大地主们，共同联名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面制止宋哲武的蛮横无理的“恶政”。
　　　　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的宋哲武，见时候差不多了，这时也开始展开了攻势。
　　　　先是在北方晨报的带领下，太原各大报纷纷发表各界人士支持减租、减税的文章，表示太行行署各界都坚决支持宋哲武大力推行国民政府减租政策，称宋哲武是先总理“耕者有其田”的第一实践者，宋哲武不愧蒋委员长“民族精英，国民楷模”的褒语。
　　　　随后，赵丕廉的哥哥，忻州最大地主赵丕清在北方晨报上发表文章，对山西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和农民惨遭地主剥削，生活困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同时赵丕清表示，自己和家人子女名下的所有土地，全部发卖，所得资金将全部投资实业。
　　　　紧接着，北方著名资本家，天津永利公司的老板范旭东，以及太原和绥远的民营企业资本家刘公衡、冯庆浦、刘兆文、史北兰等人，也纷纷在北方晨报上撰文，大力称赞宋哲武降低工业税收的政策，是实业救国，利民利国的大好事，同时表示还要大力加强在太原行署的投资，以实际行动支持宋哲武。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开明报纸也纷纷转载刊登文章，支持太原行署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同时，太原行署各界纷纷有组织地上街游行，声援宋哲武。
　　　　太原行署所属地区的数百万农民也针锋相对地联署请愿，早就准备好了的，有几百万农民签名画押的请愿书，被赵丕廉带着几十人送往南京。
　　　　对于反对宋哲武减租、减税的请愿，南京政府除蒋介石等少数人之外的高层，虽然很同情，甚至也都对宋哲武这样做呲之以鼻，甚至有人认为宋哲武这样做，和Gcd在江西搞的打土豪分田地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只是宋哲武这样做，的确是先总理孙中山的遗愿，甚至也是国民政府现行的土地政策，他们还真不好明面反对。
　　　　而且，支持宋哲武的农民联署声援很有力，那可是数百万人的签名画押，宋哲武的这项政策，明显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更不要说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宋哲武了。
　　　　虽然宋哲武的这项政策明显受到农民们的欢迎，可是南京政府却绝不能表态支持宋哲武这么做。
　　　　因为，虽然这是国民政府的名义上的土地政策，可是除了张静江在浙江搞了那么一段无疾而终的二五减租，现在各省没有一处在这么做。如果国民政府表态支持宋哲武，那无疑是在打国民政府自己的脸。
　　　　因此，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宋哲武的政策的请愿，南京政府一概都不表态。
　　　　由于有了赵丕清带头，再加上贾继英、贾景德、赵丕廉等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的各级成员们，利用各种关系，积极规劝亲朋好友，向他们晓以利害，已经开始逐渐有一些中小地主开始出售土地，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大家都开始出售土地的话，地价会大幅下降，与其那样，还不如早些出手的好。
　　　　而仇曾诒主持的太原商业银行，也积极组织人手，分赴太原行署和绥远各县，设立临时贷款点，为需要贷款购地的农民贷款。贷款的手续很简单，只要有当地的村公所出具证明，就可以领到贷款，当然贷款是要以购买的土地作抵押的。
　　　　随着出售土地的中小地主越来越多，那些闹得最凶的各县大地主们坐不住了，不过，最先跳出来的人倒是很出宋哲武的意外。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晋祠柳子沟大地主、大资本家贾绪人。
　　　　按理说，最反对宋哲武减租、减税政策的，应该是死抱着土地不放的土财主，而像贾绪人这样的兼营实业的地主不应该这么死心眼，非要和宋哲武硬抗。
　　　　经贾景德介绍，宋哲武才知道，贾绪人原本是一个小地主，后来在他自家的田地里发现了煤矿，开采煤矿才发了家。可是贾绪人对土地偏爱的程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所有经营煤矿得到的钱财，都会被他用来购买田产，现在他名下的田产已有一万五千多亩，即使在山西也称得上是大地主。
　　　　这次眼见屈服于宋哲武这项减租减税政策的人越来越多，贾绪人再也坐不住了，为了稳住拒卖土地的这些地主们的阵营，只好跳出来率先发难，强行收回租出去的田地，叫嚣“即使田地荒芜，颗粒不收，也绝不减租，更不会卖出田产。”
　　　　紧随着贾绪人跳出来的是号称山西四大财主的大地主康家。康家拥有土地两万多亩，家产更是不计其数，按理说如果经营实业，以康家的实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他也是一个只相信土地才是最好也最可靠的财产的人，见贾绪人跳出来，他也开始收回佃户的土地。
　　　　宋哲武早就等着这个机会呢，他觉得，如果不拿几个大地主开刀，他的政策是不会在他控制的地区顺利实施的。有贾绪人和康家这两个“反面教材”，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第二天，方振和孔维就亲自分别率人，以抗拒民国土地政策的罪名，强行收缴了贾绪人和康家的全部田契，宣布没收两人的所有田产，并限其全家于十日内离开太原行署控制地区，否则没收全部家产。
　　　　同时，在报上再次对地主们发出警告，任何敢于对抗新政的地主们，下场就是如此。
　　　　有了贾绪人和康家的前车之鉴，太行行署和绥远、南、北蒙的地主们再不敢公然反对，多数人只好极不情愿地开始出售手中的土地。
　　　　而用太原商业银行的无息贷款购买了土地的贫苦农民，无不流着热泪，从内心深处称颂宋哲武是他们的大恩人……
　　　　感谢“70生人”书友的打赏和“ivanyu”书友的评价
第三百九十六章布局科技天才（一）
　　　　第三百九十六章布局科技天才（一）
　　　　1931年的元旦匆匆的到来了，在人们还没有从近年兴起的公历新年的喜庆气氛中走出来的时候，宋哲武又抬起他那有些疲倦的双腿，走出了已经修缮一新的北方边防长官公署，也就是阎锡山的原督军府。wWW。
　　　　这段时间里，宋哲武忙得几乎是脚不沾地。
　　　　除了视察部署各部队的训练、防务，他还要检查灾民安置、太原行署、绥远、南蒙的各项政务落实、新学校的组建和新工厂的建设情况等林林总总的诸多事务，忙得不可开交。
　　　　一句话，时间太紧。
　　　　在宋哲武的感觉中，时间的脚步就好像是轰轰的炮声，正在毫不犹豫地、带着巨大的威胁和浓厚的血腥，不断地向他逼近。
　　　　虽然他很怀疑，以他一己之力能否扭转历史车轮的方向，可是他必须要这样做，哪怕是能让历史的车轮仅仅稍稍改变一点方向，或者是能延缓一下它的前进速度也好。能让中华民族少流些血，四万万同袍少一些苦难，国家早一些强盛起来，再难的事情他也要去义无反顾地做。
　　　　只是“9。18”这个让他心焦的时间节点，他是不可能向任何人诉说的，他并不想被人当做神棍，更不想引起人们的误解。
　　　　他昨晚刚刚从包头井岳秀那里赶回来，还没有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可今天一大早，又要和箫国栋去晋阳湖畔的第四路军研究院，去审核指导各科研院所重新修订后的五年规划。
　　　　审核指导各科研院所重新修订后的五年规划，这项工作是必须宋哲武亲自来做的，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原来的历史轨迹，只有他才对时间的紧迫感感受的最为明显，也只有他才最清楚、最了解当代科学技术正确的发展方向。
　　　　本来，第四路军的这些研究院所在涞源时，就已经有了五年科研规划。不过，那时宋哲武还没有夺取山西，宋哲武那时也不可能把他要夺取山西的绝密计划，透漏给这些专家们。
　　　　因此，当时各学科的五年规划，都是按照涞源时的情形设计。
　　　　那时这些专家们都没有想象得到，仅仅一年内，宋哲武和他的第四路军在人力、财力、设备、设施，工业生产能力，以及控制的自然资源等所有可能影响科研进程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说，至少包括巴玉藻、郭文渊、王连章、李明华、郑大章等人在内，就绝没有一个人在当时可以想象得出，当初几十人的研究院，现在仅留学有成的科研人员就猛增至数百人，许多学科的科研力量已经成为国内最强，各科研院所的负责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