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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富歇目前的目标是成为“阴谋集团的共谋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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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3）
在拿破仑抛弃埃及远征军回到法国巴黎之后，富歇曾经求见这位将军，结果遭到冷遇，让大名鼎鼎的警察首脑在候见室里和其他等待接见的人一起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富歇心里很气恼，但外表心平气和；不过，他不会忘记这次羞辱。他端坐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个等待校长训话的四年级学生。然而，拿破仑接见他后对他十分满意。“他正是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那种人”，拿破仑后来对同事承认道，并让富歇成为他的所谓“核心人物”。
　　在和富歇深入交谈，特别是就目前的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之后，拿破仑认识到这位他久有耳闻的警察头头正是他以后的警务大臣的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富歇从警察局的基金中抽出90万法郎的巨款给拿破仑用于准备雾月政变，同时，在政变期间他帮助拿破仑维护法国首都街道的安全、防止任何可能的变故。和塔列朗不同，拿破仑和塔列朗虽有分歧，但却尊敬他；可是对于富歇的每次出现，拿破仑都感到厌恶。很少有人能对拿破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的。富歇对拿破仑的感觉也是如此，但富歇需要他，眼下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富歇对政治局势、政治暗流和政治领导人物（他每个人都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解，更不用说国家的形势以及对各种政治程序的了解了。他手下早已经拥有了大群鹰犬，他具有自己的重整朝纲的治国方略。不论好坏，世上毕竟只有一个富歇。
　　现在，在拿破仑执政的初期，富歇开始全面整顿警察局。他决定洗刷他“里昂的刽子手”的恐怖恶名：首先，秘密地销毁了大部分有关他早期活动的文件，包括公文、演讲和给巴黎的报告；同时，在公众面前，他强调新政策的温和性质，声称他的新政策比起以前的政策来是“温和而坚定的”，听起来又是自相矛盾的两个字眼。为了树立他的新的公众形象，他赦免了一些被政府放逐的重要人物，包括莫里斯·巴泰莱米和拉扎尔·卡尔诺。同时，　他力图缓和一些他以前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贵族、牧师和雅各宾派的矛盾，他安排一些逃亡国外的贵族，包括在奥地利监狱的拉法耶特回国。富歇竭力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乐于施惠的保护人，越来越多的有着古老头衔的贵族的大门为他敞开或是小心翼翼地寻求他的庇护。但这并不妨碍这位警察头头全力支持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强有力的平定君主主义者内乱的政策。富歇只接受对新政权俯首称臣的贵族，包括定期向警察局报告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权力真是极其神妙的东西。
　　然而仍然存在着矛盾，当拿破仑为树立三人执政的国际地位以及恢复与被放逐的波旁王朝和路易十八本人的关系时，富歇却在暗中进行破坏（后来，他又反其道而行之，与波旁王朝结盟以反对拿破仑）。但在他牢牢控制局面的情况下，他和雅各宾派的后台人物，包括贝纳多特和莫罗，保持了一种比较友好的关系。作为一名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始终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
　　富歇还调整了他对教会的政策。除了和较温和的教会人士和解外，他遵循拿破仑的协议精神，努力使他曾经亵渎的罗马教皇和法国的关系正常化。昨天还遭到谴责的，今天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最卖力的还是富歇本人。同时，最严厉的镇压也是这个政府采取的。例如，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富歇着手查封首都的报纸，通过政府的检查制度和警察的行动，报社由原来的60家减少到13家。这是一个多变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国家。
　　富歇改组警察局的政策符合第一执政拿破仑的要求。为了达到监控整个国家的目的，他必须具有横扫千军的权力。为此，富歇要求每一级地方行政官员里都要配备警察的官员，和新的第一执政的地方官员平行。拿破仑对这个建议相当令人吃惊，他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端：一旦警务大臣反对第一执政，后患无穷。此外，内政部长吕西安·波拿巴，按照法国传统的政体，要负责对全国各省的地方警察的管理，极力反对将本应由他掌管的权力拱手让出。但富歇坚持己见，并通过改变官职的名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全国的主要海港和城市，富歇都安排了自己的官员，他们从吕西安的内政部分离出来，直接受富歇的指挥；从而，富歇的警察部门现在牢牢地控制了全国的重要海港和城市。
　　整个警察总署的日常行政事务由富歇的朋友和亲密合作者、秘书长隆巴尔·塔迪厄负责。在他之下富歇主要依赖3个高级官员：巴黎过去的警察长，丹东的朋友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他几乎负责全国一半省份以上的地方警官，另一个是国家法律顾问佩尔蒂·洛泽尔，他负责另一半的省份。所有的地方警官都直接向他们二人报告。第三个是夏尔·德马雷，一个品性不端的牧师，他负责将法国秘密警察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所有这3个头目加上巴黎的地方警官，每星期三在富歇的办公室会面。
　　
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4）
和全国各地不同，巴黎有自己的地方警官，成立于1800年2月17日。巴黎地方警官的权力和影响力远非各省地方警官所能比，在理论上他们的地位和雷亚尔、洛泽尔同等。但在事实上，他们日益成为警务大臣的一块心病，富歇很快发现曾经和他密切合作过的巴黎地方警官路易·迪布瓦逐渐开始公开与他争权夺利。的确，在某些情况下，迪布瓦确有功高盖主之嫌，例如由迪布瓦侦破的极其复杂的阴谋刺杀拿破仑的爆炸事件，富歇曾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事发之后才知道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常常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在上层和政府中颇有名气，但公众对他并不了解。对他们的私人生活很少有人记载，甚至和他们有过公事往来的高级官员事后对他们过去的经历也并不清楚。他们往往就此销声匿迹，很少给我们留下回忆。拿破仑的第一任巴黎地方警官路易·尼古拉·皮埃尔·约瑟夫·迪布瓦就是这样的人。
　　迪布瓦　1758年出生在法国里尔，他后来在那里活到将近90岁，1847年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崩溃之际，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拿破仑是在1800年3月8日任命他为巴黎地方警官的，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810年秋。虽然他在大革命时期当过法官，但在此前显然没有当地方警官直接的经验。
　　幸运的是，富歇和迪布瓦得到了拿破仑的信任和全力支持。的确，拿破仑对迪布瓦十分敬重，对他的活动十分满意并非常高兴地倾听他的报告、他的警察故事，越可怕他越爱听。事实上，正如后来拿破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所知道的那样，巴黎所发生的一切，拿破仑很少有不知道的。
　　迪布瓦是除了他的上司富歇之外惟一可以在拿破仑愿意时接近他的人。迪布瓦和所有由拿破仑任命的官员一样，都是虚荣的、在金钱交易上不审慎的，然而在维护欧洲最不稳定的都市方面却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者。此外，地方警察官迪布瓦还肩负着保卫拿破仑和他的整个家族以及政府其他成员的安全和利益的重任。这是个崇高的使命，如果第一执政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有什么人图谋刺杀他或推翻他的政府，要由迪布瓦而不是富歇负责事先粉碎这些阴谋活动。因而，地方警察官的权力和责任不仅不次于富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显得比富歇更加具有权力，为此引起了嫉妒和谩骂。虽然迪布瓦首先是由富歇雇佣的，但随着迪布瓦的权势日重，富歇不能不感到担心，最后决定除去迪布瓦。可笑的是，在几年后，当迪布瓦失去权势时，富歇也失去了权势。
　　富歇作为法国的警务大臣，肩负着包括搜捕凶手、管理监狱和保护老百姓日常生活安全的全国性责任。每天的报告和情报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汇总到雷亚尔或洛泽尔手中，他们将资料传递给秘书长塔迪厄，然后由塔迪厄亲手呈交给他阅示。富歇和他的职员对送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审查以便编入由富歇亲手创办的法国警察的秘密报纸《警察公报》（Bulletin　de　la　Police）上。该公报每天早上只印两份，每份约15页到20页。一份由富歇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另一份用拿破仑最喜欢的颜色——绿色的丝带系着送到杜伊勒里宫国务大臣于格·马雷手里，由他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呈交给第一执政过目。马雷亲自将每日的公报送交给拿破仑阅示。
　　公报上刊登着在过去24小时到48小时内，法国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有趣事件，拿破仑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公报。当他在离开巴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时，公报有时送到他手里已经很晚了，他会发脾气地说：“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疏忽！”的确，　他已经几乎到了离开公报无法治理国事的地步。在第一执政初期，拿破仑严禁邮政人员中途截获他的邮件，并公开指责督政府的邮件检查政策，可是不久之后，拿破仑就允许邮政局长扩大他的权力范围了。同时，警察局也具有同样的检查邮件的权限。习惯于这种羞辱性的干涉个人隐私的做法的法国老百姓只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实。由于大部分法国人都是文盲，受到政府对国家邮政干预的人口比例极小。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大革命年代的###、扭曲和残杀要好得多。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付出代价的。
　　拿破仑每天上午11点和富歇会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在公报里所发现的问题以及这位警务大臣的各种建议。同时，警务大臣富歇和杜伊勒里宫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拿破仑执政的14年间，他共计写了1；100封信。
　　在执政的初期，依然乐观的拿破仑曾经宣称富歇和他的警察总署在新的执政政体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你能将有关警署的一切细节都告诉我，并且每天至少和你见一次面，必要时，见两次面。”第一执政拿破仑这样指示他的警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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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富歇的警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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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歇也不敢怠慢，向全国发表了有关他的警察政策和解释他的行动的告示：
　　所有必须采取的镇压手段都已经有效地采取了（用来反对破坏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和破坏他的新政体的阴谋）。闹事者、保王党的煽动分子，总之，所有可能危及公众和个人安全的人都被抓获并遭到起诉。所有共和国的拥护者应保持平静，因为他们的愿望正在实现。
　　这是典型的富歇式的宣言，它告示天下他的警察政策。法国还在受到国外流亡者和国内的雅各宾党人和保王党分子的威胁，他富歇要保卫国家的安全，这意味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警察机关，如同我所感觉到的，必须预见并阻止犯罪的发生，以便处理甚至连现行法律也未能遇见的问题。”富歇这样警告道。这正是大革命年代的回音。在第一执政的支持下，富歇为自己随时可以执行法庭职权以外的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只要他怀疑任何人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他就可以采取“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