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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大传-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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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法军损失40；000人，而俄军则损失了近50；000人。双方都没有准确的伤亡人数，对两军而言，面对如此大量伤亡，医疗队已束手无策。法军将领有约48人伤亡，以前从未有如此惨痛的伤亡，堪称是浴血战役。
在博罗迪诺的这场屠杀战役之后20天，图里奥医生在莫斯科的医院写了有关这场战役的另一份伤亡报告。他从法军渡过涅曼河那刻开始总结这场悲剧性的战役：“法军于斯摩棱斯克的胜利只令我们更加深陷困境而已。”医疗队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城池被大火焚烧而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没有救援药品。拿破仑没有为军队提供药品、干净水，也不给医疗队配够人手；同往常一样，动外科手术也不能在像样的战地医院进行——数不清的伤员由于缺乏干净的手术设备、没有经过彻底消毒而死于伤口感染。“由于人手及担架不足，许多伤员在他们倒下的战场上躺了许久仍未被及时抢救……而连续的大雨及污浊的空气则令他们的伤口恶化。”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我们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获胜了，从理论上讲是因为采用了500门大炮及2；500箱弹药；但是，也正因为要搬运这些战争胜利的保证（大炮及弹药等），他们将我们准备好的医疗必备品过早地丢弃在前进途中了。
因此，成千上万人伤亡，“死亡人数由于灯油供应不足、夜间无法手术而增加……更有甚者，仅有45例外科手术是成功的，因为整个医疗队的护士们还在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迫使我们任用未经训练的士兵充当护士，这使我们的医疗队成为比俄军大炮更残忍的刽子手。如果医疗补给充足的话，我军伤亡人数将会大大减少，但……军队的统帅应对士兵的伤亡负全责！”
同样的情况在博罗迪诺战役后又反复多次发生：
我的同事、凯尔奥维医生不得不在博罗迪诺的教堂里给伤兵动手术，他告诉我：伤员只能躺在光地板上，连干草也没有；手中缺乏药品；无法缓解伤员痛苦。处处可闻绝望的哀号。有些伤员被大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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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俄国风云（13）
而那些幸存者则“很快死于饥饿”。一个受伤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两周后被人发现“他的一半躯体嵌进了死马的肚子里，正像野狗那样靠生食死马的内脏维系生存”。那些可以医治的伤员被送到莫斯科的医院医治，即便如此，仍有上千人没有床位。图里奥医生向拿破仑报告道：这都是因为“法军统帅任意丢弃医疗必备品所致，一句话，法军统帅要为此负全部责任，并为此自己掏钱给士兵买医疗必备品”。目前，仍有少数幸存者不能移动。他们必须被留在城内，因为往返的路途颠簸劳顿会要了他们的命。“将他们留在莫斯科是军队统帅对他们的恩典和仁慈，否则，他们的命就会丧于粗野的车夫之手”，因为这帮人会为了掠取战利品的兴趣将伤员抛弃在荒郊野岭。“本应救死扶伤的人变成了在战场上掠夺战利品、谋求私利的贪婪者，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寄生虫。”图里奥医生祈祷上苍，愿法兰西再也不要有类似惨烈“胜利”了。
第三十四章 马莱之变（1）
博罗迪诺战役结束后不到5周，当拿破仑的军队集结在莫斯科郊外的时候，巴黎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怪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颠覆政权及推翻帝国的阴谋。
事情发生在1812年10月23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自两年前约瑟夫·富歇被免去警务大臣一职后就继任该职的萨瓦里将军刚刚将长长的工作汇报交给即将启程去莫斯科的特别信使，请他转交给正在莫斯科、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并将率部驻扎于此过冬的拿破仑。警务工作真是烦人，虽然萨瓦里才38岁，但已经被这种没完没了的案头工作搞得心力交瘁了。尽管富歇的那套《警察公报》已经停印，但日常工作依然是繁重不堪。
在警署工作了两年多了，萨瓦里仍不习惯于被人称做警务大臣。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军旅、在战役中或是作为拿破仑副官度过的，他甚至还当过短期的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帝国大使。他所干过的惟一一件与治安有关的工作是当国家特种部队的司令官，而这支部队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法律及社会秩序而由警察局出面召集士兵组成的。路易·迪布瓦不再适合当地方治安长官了，因此在1810年，由温和的、也许有点儿懦弱的伊顿尼·丹尼斯、杜克·德·帕斯奎尔担任。人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随着富歇与迪布瓦的调任，治安工作已变得毫无生气可言了，感觉上每天的工作似乎只是加强治安管理而已。
正如富歇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样，萨瓦里对拿破仑同样忠心耿耿，认真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绝对的忠诚才使得皇帝陛下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也许，在他看来是项令人讨厌的无聊公事吧——重任也好，无聊公事也好，他远没有他的前辈富歇那样胜任这项工作。
警务大臣萨瓦里熬到凌晨5点才完成当日的工作，签署了文件并将它留在办公桌上，以便让他的助手一早发送。与富歇不同的是，萨瓦里就在办公地居住，因此他只是回到办公室旁的卧室休息。关上门，弄熄蜡烛，他沉沉地睡去。两小时后，隔壁房间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将萨瓦里从梦中惊醒了：
我十分疲倦，因此当我听到我办公室的门碎裂、木条落在地上的声音时，我尽力不去想它。后来，我想也许是大楼着了火，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弄醒我。我立即跳了起来，穿过黑漆漆的卧室，打开门查看。由于办公室没有锁门，所以我推门而入，我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使力猛砸另一扇门，而外面的庭院里也有士兵……我质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这儿的？他们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相反，一位士兵向我吼道：“叫你们的长官来！”
萨瓦里万分吃惊地看到拉霍雷将军走了进来——拉霍雷是他以前大革命时期的战友，莱茵军前任将军莫罗的参谋长，后来由于卷入反政府行动而被投进监狱。拉霍雷在看到萨瓦里进来后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老友再见面时的寒暄。
“你被捕了！”他对这个完全糊涂的警务大臣粗鲁地说道，“你应该为落在我手里而庆幸才是，因为至少我不会伤害你。”接着他解释道：“拿破仑皇帝陛下去世了，6月8日死在莫斯科城墙下。”并补充道：由于拿破仑的去世，政府政权已经改变了，他称自己是受巴黎军方的委托前来逮捕他的。
“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萨瓦里不禁哑然失笑，“我刚好接到皇帝陛下在6月8日那天的来信。我可以拿给你看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拉霍雷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又重复道，看上去十分确定。拉霍雷留下几个人看守萨瓦里，自己离开了房间。
萨瓦里开始感到担心和焦虑了。因为正是他不久前以反叛罪逮捕拉霍雷并将他投入了戒备森严的拉枫斯监狱——他显然是越狱了——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是何时的事？拉霍雷走后，萨瓦里在努力地思索着答案。
“你是谁？”他询问仍在这间房内的士兵军官。“我是个上尉，隶属国家卫队第十军团。”“很好，”萨瓦里继续问道，“这些士兵都是你们军团的？”“是的，长官。”“那么你不是反对政府的喽？”他问。士兵们听后显得十分吃惊，断然否认道：“不，不，我们只是奉命到此而已。我们是奉一位将军的命令前来的。”“喔，那么你们认识这位将军吗？”“不认识。”“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里发生的事就不奇怪了，”萨瓦里继续道，“可我认识那位将军，我会让你们明白你们到底卷入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这位‘将军’是犯叛国罪的莫罗将军的前任副官，他现在应该还待在监狱里才对，而且是我亲手抓他进去的。他是个叛国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们当然不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正站在哪里？”他们还是摇了摇头。但这时一位年轻军官走上前来，称他认识萨瓦里，并知道他正是这里的警务大臣。“既然如此，”萨瓦里说，“我命令你们立即逮捕拉霍雷。”
第三十四章 马莱之变（2）
然而，这个上尉和下士却仍然牢牢地抓住萨瓦里的双臂不放；当萨瓦里力图挣脱他们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士兵的毛瑟枪里没有装子弹，毫无用处。“我亲爱的先生们，”萨瓦里说，再一次转向这个上尉，“你正在玩一场你绝对输不起的游戏，要是一意孤行的话，你的下场将会是在15分钟后被枪决——如果我没被你们先枪毙的话。因为帝国卫队转眼就能赶到这里，到那时，这场游戏你就输定了！”实际上，拿破仑的卫队就驻扎在塞纳河的对岸，距此仅数百码之遥。看到这名上尉的心思有点儿开始动摇了，萨瓦里又进一步说道：“如果你是个有尊严的男子汉，就不要卷入这场罪恶，不要拒绝我想拯救你们所有人的一番好意。我只要求你们释放我。”萨瓦里说完，立即趁上尉等人稍一分神就挣脱了双手并试图拔出上尉腰间的佩剑，但他的动作不够快。“不，您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做！”军官说道，很快又控制了局面。
透过高高的窗户，萨瓦里看到拉霍雷将军同“另一个蒙面的男人”一同回来了，这个男人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军士”。“他们十分生气地回到我的房间。”萨瓦里后来回忆道。拉霍雷跟在队伍后面进来，随后是这位军士，但看上去他醉醺醺的，蹲在大办公桌旁。愣了一会儿，他开始按摩双腿，接着他走近萨瓦里，用剑指着萨瓦里的胸部，问他是否认出他是谁。“我是吉达尔（Guidal）将军──在马赛被你逮捕并被带到巴黎的吉达尔将军！”他挑衅地说道。经他这么一说，萨瓦里脑中一闪，忽然想起他是谁了。这个吉达尔──他从未见过他本人──是因涉嫌在土伦海港外同英国互相勾结，而被他下令逮捕的。“你此行的目的就是像懦夫般地谋杀我吗？”萨瓦里大胆地问道。
“不，我不会杀你的，但你将和我一起去趟参议院。”
吉达尔命令萨瓦里穿好衣服，萨瓦里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穿衣服——当他的秘书终于到来时，他打暗号让他回去，并大声叫道：“告诉我的邻居不要担心，我并没有受到伤害。”秘书见状扭头便跑，没人能抓住他这个飞毛腿。萨瓦里所说的“邻居”实际上是治安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令人敬畏的皮埃尔·弗朗西斯科·瑞尔──他就住在离萨瓦里所在大楼不远处。
吉达尔和拉霍雷立刻架起了萨瓦里，将他带出房间，穿过在外把守的萨瓦里的警卫一直向前走，而这帮警卫见自己的大臣被人带出去居然没有起一点儿疑心。萨瓦里再次企图逃脱，但很快又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带往了拉枫斯监狱（而并不是参议院）。接下来的一切，才是最最奇怪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和克劳德·弗朗西斯科·德·马莱将军有关。正如瑞尔所说的，马莱是“大革命造就的人物”之一，但他缺乏成功的要素，发现自己总落于人后，总是被比自己聪明的人踩在脚下。
马莱于1754年生于法国的富绅之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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