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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变成了男性必须顺从女性、着力在性引诱和性唤起上下功夫的策略行为。当然，也可能发生强奸行为，但强奸与后入位性交一样不能产生高质量的快感。　
　　于是，手的解放除了使两性关系变得平等而外，更在前入位性交中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爱抚动作。这些动作包括性交前的嬉戏，为性唤起而进行的身体接触与抚摸，以及性交后的抚慰动作等等。这种触摸、抚弄，刺激着身体的很多部位，逐渐使这些部位变得敏感起来，最终形成了比其他动物大得多的性敏感区。女性乳房从青春期即开始发育，并不需要等待哺乳期的到来。实际上它是在爱抚中进化发育起来的，它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是哺乳，而是接受性刺激。女性的乳头已成为仅次于阴部的特别敏感区。此外，人类身体体表的大部分区域都可能是性敏感带，其中较明显的还有腹部、大腿内侧、唇、口腔及舌等等。由爱抚培育起来的如此广泛的性敏感区，反过来又发展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爱抚内容。于是人类有了独特的“爱欲艺术”，有了“人格化的性生活”。　
　　不难看出，人类在走向文明的历程中，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女性意志的表达、配偶关系的形成，以及沟通、理解、依恋、爱情乃至视觉审美，都可以说是前入位性交带来的结果。　
　　性进化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二个革命性事件，是在大约一百万年前到五十万年前，发情期这一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生理现象在人类身上完全消失了。这是人类彻底告别动物界的最后一个突破。就是说，从此之后，人类在一年中的任何季节、任何时间都可以发情和性交。动物却不是这样，它们受发情期的严格控制，只在某个特定季节或时间才会出现性冲动进而实现性交。有些低等动物甚至一生中只有一次发情，完成繁殖后生命就结束了，比如蝴蝶之类。　
　　这种区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自从一百万年前人类不再受发情期的控制之日起，到一万年前迈进农业社会为止，世界人口从大约五十万增长到了约三百万。而与此同时，猿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在总体数量上却没有明显增长。发情期的消失，一是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受孕机会，使人类得以在物竞天择的舞台上迅速繁衍为最优秀的族类；二是使性活动成为持久地粘连两性关系甚至群体关系的恒定因素。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胚胎，正是着床在这始终活跃的性冲动之上的。　
　　《玉房指要》中说：“彭祖曰：‘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俗人以一女而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耶？’”如此说来，黄帝跟一千二百个女人性交后就得道成仙了。那么，这一千二百个女人在黄帝修炼的过程中教给了他些什么呢？道家秘笈中记述了黄帝向素女请教性交技巧的事，其他典籍中则提到了向男人传授房中术的玄女。看来中国人主张女人是性技巧的传播者。　
　　事实上，正是女人教会了男人前入位性交，以及内容非常丰富的性技巧。女人这样做的原因，一开始是受生存需求的驱动：当人类进入狩猎阶段以后，男性的作用变得空前重要起来。逐渐形成的分工决定了食物要靠男人去猎获。如何保证男人外出之后还能带着食物回到妇女和幼儿身边？又如何避免男人狩猎在外时与其他群落的女人性交？针对男人的性渴求，女人充分地发展了自身的性魅力。伴随着前入位性交带来的丰富变化，女人利用大面积的性敏感区，以及高度敏锐的性器官，加上视觉、听觉和触觉所传达的综合信息，极大程度地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男人在获得性快感的同时，从女人那里学会了如何去爱抚；而女人在把自己的性快感反馈给男人时，则教会了男人如何审美——那一种眉目传情，那一种柔情缱绻，那一种意乱神迷，那一种销魂荡魄，都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正是女人首先把性与爱结合起来了，把爱与美结合起来了。女人创造了情，并且把它分给了男人。这样，女人就凭着强化了的性吸引，诱使男人不顾一切地回到她们身边。当然，男人是带着食物回来的。这就在事实上建立了也许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游戏规则：供养制经济关系。不过至此还不能认为完整的家庭已经出现了，因为同时被供养的幼儿很可能并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尽管女人教会了男人爱，但这时的女人尚处在受生存驱动的阶段上，她们还不得不尽可能跟更多的男人性交，以使自己获得更加充分的供养保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女人总是倾向于希望自己是“他”的最后一个女人；男人却更喜欢自己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这个心理上的遗传痕迹，直至现代仍还清晰可见。　
　　但无论如何，女人毕竟迫使男人负起了供养的责任，并且逐渐适应了跟女人结成相对稳定的性关系。男人待在女人身边的另一个附加值是，担负起了保护和训练幼儿的责任。说这样的男人已经有了绅士风度也未尝不可！而这是由女人的性魅力塑造的。责任，义务，爱，忠诚，审美……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像是文明的要素？　
　　男人从负起供养责任的第一天开始，女人的悲壮历史就被启动了。而在此之前，上帝早就很阴险地为女人设置了陷阱。最先发现这个秘密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是上帝的阴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人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以威尔逊为首的社会生物学派指出，每名女性每个月中只能排出一粒成熟卵子；而男人一次性交就可射出精子达数亿之多。因此，在基因遗传上，几乎可以说男人拥有无限的机会，而女人的机会极小。另一方面，女性卵子的体积，相当于男性精子的八万五千倍。如果两者合作而受孕的话，那么，女人的投资额相当于男人投资额的八万五千倍。在这种情况下，谁最关心“产出”——胎婴？自然是女人。谁最惧怕婴儿夭折，将倾其全力呵护婴儿？谁甘愿牺牲一切、忍辱负重，必欲将其哺育成功而后已？自然还是女人。　
　　在女人做那一切的时候，男人在干什么？在找别的女人。“男女相视，彼何凹，我何凸，以凸试凹，甚觉美快。”对男人来说，性快乐永远比责任和义务重要。土耳其苏丹有几百个儿子，其中某些儿子的母亲一辈子就只有那一次生育，儿子对她来说就是全部；但对于苏丹来说，也许连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　
　　这就是上帝的阴谋：他使男人在遗传自己后代的活动中，几乎可以无限度地扩大性交对象的数量和提高性交频率，至于养育后代，则可以不予关心。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腾出了时间去关注生产，进而在生产中有机会创造。结果是，他们成了物质成果的生产者和分配者。而女人，则受妊娠和哺育之累，再加上先天的舐犊之情，使她们直接参与生产的机会受到限制，结果她们和她们的孩子成了受供养者。女人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逐渐固化，用进废退，连体质都发生了变化：她们体内的脂肪增至体重的27％，肌肉降至40％；而男人的脂肪只有15％，肌肉却占了52％。这在达尔文时代就被发现了。　
　　这样一来，男人毫无疑问在基因遗传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生产创造活动中成为主导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掌握了财产分配权。简单的供养制配偶关系，便自然而然地嬗变为财产式婚姻家庭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排他的父权制配偶关系。　
　　这是人类社会又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婚姻制度。婚姻成为获得性交权的制度化通道。一个男人有多少财产便可以缔结有多少配偶的婚姻。这较之于动物的雄性格斗原则，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人类社会却把这个原初的“进步”操作得过于长久，以致它早变成了落后：直至20世纪中期，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家庭仍为一夫多妻制家庭。也许这一事实部分地证明了社会生物学派的看法：具有天然性优势的男人，强烈地倾向于占有多配偶。如果这个看法多少有些根据的话，那么女人最初渴求多配偶的行为，则因为动机的消失（即希望通过跟更多的男人性交以获得充分的供给），随着财产式婚姻的缔结而变得没有必要了。所以，当男人出于天然欲求尽其可能地扩充着性伴数量的时候，女人并无多大痛苦就接受了不公平的“专一”要求。　
　　尽管社会生物学派的观点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且受到了当代女权运动的严厉指责，但他们的相当一部分看法确实有助于廓清这样一些问题：人类迈向农耕时代之初，父权制家庭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紧接着，父权制社会又是如何运行起来的。除此而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婚姻，也被凸现出来。由此至少可以发现，婚姻在一开始就是获得性交权的制度化通道，同时也是男人纵欲的橡皮图章，还是女人寻求生存庇护的天然良港。　
第二章童年：那个诗意朦胧的梦（
　　　　　　　人类对祖先的缅怀，总是跟生殖器意象联系在一起的。生殖器乃是童年时代的梦。这在东西方各民族中没有例外，所以有人说“性器官是任何文化的基础部分”＇杰曼&；#8226；里格尔《性与命运》（SexandDestiny）＇。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早期文化中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也就是对性的崇拜，对性交、生殖、性器官的崇拜。“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荀子&；#8226；礼论》）中国人将对祖先的崇拜视为人间大礼，祭祖活动一直绵延不绝至于今日。而书于灵位上的“祖”、“妣”二字，实际上代表了男根和女阴。这便是“类之本”——观念上的生殖器崇拜。　　　生殖器，通向祖先的生命之门。生殖器崇拜的拟化形式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印第安人的图腾柱、印度佛塔、中国的华表，都是对男性阴_茎的拟化；云南大理的崇圣三塔，甚至连同睾丸一起给予了拟化。杭州六合塔、洛阳白马寺塔、西安荐福寺塔、济南九顶塔……以及散布在各地数不清的各式楼塔莫不如是。　
　　此外便是把一些具象的生殖器作为崇拜物，或用做日常器具，以示不忘。云南剑川石宝山的摩崖石窟中，有处酷似女性阴门的“阿央白”，历来被人们顶礼膜拜，香火不断；四川盐源有公山和母山，酷肖男女生殖器；浙江绍兴大禹陵中，有距今四千年的窆石（石阴_茎）；西藏药王山上也耸立着石刻男根，形状十分逼真。论作品精细，恐怕要数福建东山岛上那个巨大的石刻女阴——它表现了阴毛、阴唇、阴蒂以及椭圆形的阴道，很富于解剖学匠心。当地岛民一直供奉崇敬着这个“女阴”，由于长年被人们抚摸，“阴道口”已经变得非常光滑。　
　　近代还陆续出土了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男根崇拜物“陶祖”、“石祖”，如西安出土的约公元前2000年的陶制男根，而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祖与陶祖，距今已有五千年。这说明华夏先民曾有过一段漫长的生殖器崇拜时期。　
　　中国文化如此，世界其他古老文化也如此。　
　　在古埃及文化中，男根是神圣的崇拜对象。闪族语将男根读作“法拉斯”，希伯来语根据这个字源，将其拼写成Palash或者Palas，意思是“穿过者，挤入者”；罗马人引入拉丁文，按音译拼写成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