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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公开活动，仍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导演提供剧本，拍摄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影片，如：以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为从事平民教育而进行艰苦奋斗为题材的《黄金时代》（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表现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生之哀歌》（阳翰笙编剧，胡锐导演）；表现反帝抗日的《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以农村斗争为主题的《凯歌》（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衰为题材的《时势英雄》（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史的《人之初》（史东山编导）等。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由于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支持，经过司徒慧敏的努力，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和集中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王莹、周伯勋、吴湄、施超、吴茵、杨霁明、吴印咸、吴蔚云等创作人员，摄制出4部优秀影片：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见彩图）；描写30年代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田汉原作，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见彩图）；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在“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经历的《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以及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这批影片为左翼电影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个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相互配合，关系更加密切。在音乐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的战斗作用，除聂耳、任光、安娥外，吕骥、贺绿汀等也都参加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活动，各自分别为电影谱写了《乡愁》里的主题歌《乡愁曲》、《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逃亡》里的《自卫歌》，特别是《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随着影片在各地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戏剧方面，自1935年1月，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上演了《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后，电影演员经常参加话剧的演出，话剧演员也更多地参加了电影的拍摄。
1934年6月，在电影理论战线上，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以《民报》的电影副刊《影谭》为基本阵地，对黄嘉谟、刘呐鸥、穆时英等鼓吹的“软性电影”论，进行了批判、揭露和斗争。
1936年初，在中国GCD领导下，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自动解散后，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告解散。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人士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从5月起电影界人士环绕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这个口号，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即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它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电影艺术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电影，把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中。通过讨论，对以往摄制的抗日反帝影片的经验作了回顾，对在当时形势下电影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题材的范围和创作方法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讨论中指出，“国防电影”的任务，就是号召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大前提下，以电影这个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国防电影”的题材范围不仅是直接描写抗敌斗争的，也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讨论中还指出，“国防电影”应该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等等。经过这场较深入较广泛的讨论，激励了电影工作者对抗日救国及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加深了对“国防电影”的任务、题材与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GCD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当时，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十字街头》（见彩图）生动地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30年代青年们的苦闷、觉醒和走上抗敌斗争的过程；《马路天使》（见彩图）通过对社会下层穷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描绘，尖锐地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正直善良、团结互助的优秀品格。影片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心情和愿望。《生死同心》虽然以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但也具有鼓舞群众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而斗争的现实意义。联华影业公司这时期也拍摄了《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见彩图）、《狼山喋血记》（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联华交响曲》（集体编导）、《王老五》（蔡楚生编导）等影片。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由于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也拍摄了《新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导）、《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等符合国防电影精神的影片。
广大爱国电影工作者还参加了戏剧活动，并及时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推动了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大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波儿等爱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百灵庙一带为士兵和民众演出，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电影界救亡演剧队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干涉和阻挠苏联电影在中国国土上公映的阴谋，并揭露他们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爱国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又围绕着苏联影片《阿比西尼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日本鼓吹侵华的影片《新土》的上映，展开了保卫苏联电影上映的斗争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对于上海租界工部局阻挠和禁止中国国防电影和国防戏剧公映、上演的行为，爱国电影、戏剧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要求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运动。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shubao2。com/＇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抗击。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抗日战争时期遂告开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GCD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GCD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武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制作；于伶、阿英、柯灵等电影戏剧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地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坚持“孤岛”时期爱国文艺、戏剧、电影的斗争。1938年秋，中国GCD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
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和革命根据地各自进行着性质不同的电影活动。
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包括有GCD、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电影界全国性组织。周恩来代表中国GCD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推动了抗战初期的抗日动员、宣传工作，也更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戏剧工作的发展。武汉时期政治部设有三个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领导，所属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三厅领导下，阳翰笙担任该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1938年1～10月武汉沦陷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吴蔚云摄影）、《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吴蔚云摄影）、《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3部故事片，以及三集《抗战特辑》、二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五集《电影新闻》等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它正面描写了抗日战争，而不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影射的形式。《八百壮士》的剧本，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的真实事件编写的。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中国军队爱国军官的抗战热情，也表现出了爱国士兵群众的英雄群像；不仅表现了军队的抗日，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写出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斗争热情。影片曾受到国统区和香港及海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由南京迁芜湖再转移重庆，其间也拍摄了一批新闻纪录片，如纪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克复台儿庄》、纪录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包括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胜利等战况的《活跃的西线》。此外，武汉时期，荷兰电影工作者I．伊文思和苏联电影工作者Р。Л。卡尔曼于1938年先后来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J。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委托拍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见彩图），完成后曾在欧美各国上映。卡尔曼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内容还包括1939年5月他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一些珍贵素材。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移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进行拍片活动，编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除拍摄影片外，又发展了放映队，成立了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等。1939～1940年初，“中制”的故事片创作先后完成：以军民抗战为题材的《保家乡》（1939，何非光编导，王士珍摄影）、宣传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好丈夫》（1939，史东山编导，王士珍摄影）、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