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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