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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宗教类

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