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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了不起，那是虚伪，还不如装傻装蠢装无知装坏蛋，那才更像我们自己。
　　
想念一些精英
阴天，闷得慌，呵呵，北京的阴天有点苦。
　　想开车去新疆。
　　只是一味地开车，如同飞跑。
　　有时，坐在书桌前，头脑中便会出现漫无边际的景象，大多是在公路两旁，南方的小镇，凌乱而热闹是，而北方村镇，多是展开在萧瑟的风中，一团儿一团儿蜷缩在田野上，像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我就爱这样走神儿。
　　读昆汀·贝尔所著《伍尔夫传》，里面的人物不是失去信仰，就是获得信仰，信仰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欧洲人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点像是政治身分，然而，现在，对于他们，信仰已不再重要的了——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历史上，轻松一般伴随着无聊的痛苦，现在，这痛苦也少了，生产能力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人们制造出大量物质商品，结果人们自己也变得越来像商品，人们对超验的事物好奇心锐减，生活越来越现实，神秘的事物被通俗化以后，人们对神秘也厌倦了——社会以一种使信息快速流通的方式改变有性格的人，使性格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如今，人们可同时生活在1500、1600、1700、1900年以及目前的时尚里，按照某种健康模式，社会“向中间看齐”，谁会反对这样的社会？生存的焦虑感已转化成一些细碎的与成功有关的焦虑感，像是宣布了一个无聊而浅薄的青春宣言：小人必须得志。
　　其实那挺没劲的，无精英便无创造，历史上，从生活方式到科学艺术宗教，哪一样不是精英试验完了，再从上至下的传播呢？现在好了，精英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佣人眼里的主子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可知精英们曾把生命凝聚成到一点，而长期地专注于某一件我们全无兴趣的事，从而才能侥幸取得成功吗？（看看《牛顿传》与《孟德尔传》吧），佣人们是不可能那么干的，佣人们只会说，“　杨振宁教授娶年轻老婆，真是好风流啊——至于杨教授的理论嘛，我们可不懂，也没兴趣知道”，唉，人们只是谈论他们知道的那一丁点儿东西，也不觉得枯燥——又是令我厌烦的浅薄与狭隘，每一想到此，我便觉得那些努力的精英真是了不起，很少人对他们的努力感恩，尽管他们变相地摹仿与使用，却从未想到要了解一下那摹仿的原型是谁，在中国古代，人们还会把鲁班什么的定为祖师爷，立块牌子供着，自己有了点成绩，挣了点钱便烧上一柱香，放上几个水果在牌位前，现在成功的飞机设计师会感激莱特兄弟吗？会谢谢牛顿吗？哎，有点没良心啊。
　　
路上的人
今天早晨下了雨，六点半在胃疼中醒来，来到外面去吃大同鸭肉粥，只有在厦门，我在才会盼着吃点什么，并且忍不住一有空就去吃，鸭肉粥就是其中之一。走了店，我在细雨中散步，渐渐地，雨大了，只好回家，胃不疼了。
　　除了写，就是写，中间走走神，然后就是散步。
　　昨天在休息时，看到两个比较特别的人。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酒吧里走动，酒吧里座位全满，三分之一是在厦大工作或上学的外国人，三分之一看起来像是游客，三分之一是常来这里的人，人们欢声笑语，音乐也轻松，酒吧与露台隔着一道门，我发现露台上有个外国姑娘，白人，三十来岁，脸肿得吓人，长了很多红色的包，她就一个人在露台上吃沙拉和面包，间或喝一口水，样子很孤独，露台上很热，只有她一人，我不知她是因为怕自己的样子吓到大家，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总之，我觉得她一个人，在炎热的露台上吃东西的样子很酷，让人感到一种坚强，我猜这是一个能够不麻烦别人的人，她自愿把自己隔离到露台上，我想隔着玻璃窗向她笑一笑，但她的脸一直侧对着我，面向外面的烈日。
　　这姑娘叫我想到弗罗依德，此人晚年得了喉癌，手术后，半边儿脸的内部是空的，吃饭时东西往下漏，他坚持一个人吃饭，即使是妻子也不能靠近，这位天才心理学家也许不愿意麻烦别人，也许需要自己在别人眼里有一个不太狼狈的形象，容格说他“出于虚荣心，他愿意自己有尊严。”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靠可卡因止住肉体上的痛苦，并维持他的兴奋状态，让他可以像以往一样运用他的头脑想问题，这听起来像是一件与疾病做斗争的平常事，但世上其实没有几人可做到——弗罗依德晚年的著述仍然充满活力与机智，并且在数量上也不少。
　　另一个人也是我在我洒吧楼下散步时碰见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在街上摆了九个碗，用一双饭馆里随处可见的一次性筷子敲击，使碗奏出叮叮吵吵当当的简单音乐，我走近时听到，奏出的音乐竟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在他面前，有一张纸，写着他发明了这套把戏，他原是某艺术院校的学生，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录制世界第一张用碗演奏的唱片，但目前，他却在向来往穿梭的行人要饭，我往那碗里扔了十块钱，准备把这件事写到戏中，所以等他休息的时候，我问他如何联系他，他告诉了一个QQ号，他只有这个联系方式，并且，他说他很少上网，他在流浪………他让我感到，这是一个不失信心的年轻人，在要饭时想到录唱片，爱听打击乐的人不太多，敲击碗的声音也没多少稀奇，即使录成唱片，谁又会买呢？
　　
关于厦门
88年我和老狼坐火车第一次来到厦门，也是两个北方人第一次见到南方，在火车上，窗外的景色为厦门做了一些小铺垫，从北到南，天气越来越潮，越来越热，农田中的农作物也由玉米地和老黄牛变成大片的稻田和黑色的水牛，由一望无际的单调的田野变成了有水塘与木船的丰富景致，到了厦门，我们看到海湾里的海，比湖水多了点波浪，又比真正的海少了点波浪，福建人长得矮，站姿也不太挺拔，说出的闽南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到处是一片白花花的太阳光，当然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厦门只是一个岛，我们以为鼓浪屿才是一个小岛，而且很浪漫，因为据说上面家家户户都有一架钢琴，热带植物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有时，走到路边，会看到一些野生植物，就是在南方那么普通的小花小草，竟比北京养在盆中的花草还要漂亮，那时候我们拥有青春，南方的阳光让这青春浮想联翩，作为一些追求时髦的城市大学生，来的路上我们脑子里装一些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抽象的政治口号，到了厦门一扫而空，这里有大海，随便走进去便可游泳，什么自由？妈的这就是自由！厦门水饺比北方的饺子要好吃，因为吃完饺子，碗里还有骨头汤可喝，我和老狼喝着当时在北京市面上还很少出现的雪碧，在棕榈树下打着台球，顿觉生活焕然一新，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想走了，因为厦门什么都好，简直就是天堂。
　　后来又到过很多南方城市，惟一让我觉得可跟厦门有一拼的便是珠海，但甚至连珠海也跟厦门没法比，因为我在珠海一个人也不认识，而在厦门，我有一个谈得来的画家朋友，后来，又认识了更多的厦门朋友，我相信，如果你天堂里没有一个朋友，只是在那里孤零零地走来走去，那么天堂也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地方，还不如地狱，即使在油锅里被炸着，上下起伏间，也有人可分享痛苦。
　　2000年，我再次来到厦门，毫无疑问，厦门是变了样，特别是厦大，盖了很多新房子，芙蓉湖也显得小多了，虽然看起来更精致了一些，但仍免不了拥挤与局促，厦大仍是厦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几乎与鼓浪屿齐名，在国内，这样的大学很少，我是指，它又有山又有海，建筑也透着一股漂亮劲儿，到处有姿态优美的南方植物随风摇摆，有的树还很名贵，树龄很长，　站在树下，叫人觉得要是不拍张照片都可惜。
　　05年，我在北京过完了秋天，又来到厦门，厦门的天气正好接上北京，阳光很耀眼，但风却是凉的，这是另一种秋天，南方的秋天，好像是永过不完的样子，丝毫没有北方的那种凋零情调，这次我在海边租了房子，梦想实现了，我是说，在我想看的时候，我便能够看到大海了，而潮声就终日在我耳边起伏，此时，对于厦门我已经非常熟悉了，鼓浪屿上的巨型榕树，街角通宵都闪着灯火的沙县小吃，那里的面线糊百吃不厌，还有龙岩小吃里的炖罐，还有走到门前就忍不住吃一碗的大同鸭肉粥——还有什么可说的，这里不是这一点好，那一点好，而是哪里都好，特别是它的海岸，这里的海很平静，海风很小，景色怡人，说是说不完的，只能自己去看，去感受——如果能，就在厦门过冬吧。
　　
了不起的买房人（1）
阴雨连绵，窗外的海天一色，只是那颜色不太好看，鼠灰色，根据以往的阅读中国古书的经验，遇到这种天气，我就希望能想出点办法发发愁，今天想来想去却想不出要愁什么，与妹妹通电话，她说，北京的房子又涨价了，据说这一年涨了两成，但她手中的钱就是不涨也买不起她想要的房子，我想，很多人与我妹妹一样，看着房价行情跟着议论纷纷，悄悄地计算那房子与自己的距离，就像很多小女孩逛商场，没钱也东看看西看看，眼珠的溜溜乱转，我喜欢这一个，我喜欢那一个，可爱得离谱儿，我真想安慰她：那房子与你没关系，不要搭理这件事。但这么说又像是打击她，所以，我劝她带着老爸到楼下去学打网球。
　　自从有了分期付款这回事儿，世界像是对很多人敞开了大门，“花别人的钱买自己的梦想”由一种新观念，慢慢变成一种常识，至于那代价嘛（我说的是要付利息），已经被投机心理完全地战胜了，因为钱存在银行已是负利率，而房价的不断上涨，不仅替冒险者偿还了利息，还能有所赢利，看着几年前比自己实力差的辛辛苦苦买房人获得了回报，真叫人不平衡，人们怎可对运气感到不平衡呢？在我眼里，分期付款买高价房完全是一种集体性赌博，就赌自己接到的是不是最后一捧，谁都知道，房价涨完还会降，但若是自己在下降之前买了房，既可以住，也可以卖，那么多开心！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式，我看到那些号称很稳健的人也这么想了，就知道这事儿悬儿——因为现在离最坏的时候还有点远，而开始变坏的时候还未到来，现在仍是很好的时候，不过，“好花不常开”这句老话难道说错了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总是自有道理的，它有时向人们敞开大门，但有时也会关上，现在是很好的时候，因为大门仍开着，一切都是那么令人乐观，开着夏利的人悄悄把目光落在桑塔纳身上，而开桑塔纳的人已从车窗里研究了很久前面的本田，那本田车主正在心里盘算自己的实力买奥迪是不是有富余，人们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因为我们有运气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此生的可能性已被空前的放大了，也就是说，人们的希望很强烈，人们的梦想也时常成真，这是纯粹的物质梦想，我没有认为这梦想有什么对，“有一间自己的小屋”我非常理解，但“有一间自己的大屋”就有点过分，现实很清楚，不可能人人都有一间自己的大屋，我把目光投向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