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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欧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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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直通向最终悲壮的没落。他的假想国经历五个阶段——他按照逻辑推演的顺序,而不是实际的历史顺序,然而却包含着最令人惊异的历史现实。
  第一个阶段是他假想的哲学家-国王的理想阶段,国家由有智慧的哲人领导,像完美的程序,哲人能分辨事物本真,按纯粹理念治理;这是第一代理想国。但是由于不能保证哲人的后人仍是哲人,理想国不可持续,下一代人将没有前一代人的美德,也不能理解前一代人的理念,于是争斗发生,趋利的群体将开始争夺土地与金银。这个时候,民众不敢再让这类失去智慧的人领导,转而服从适合战争的统领。
  第二个阶段就是崇尚荣誉的一代统治者。由于崇尚战争,他们通常好胜,爱荣誉,缺少文化,对奴隶相当严苛。他们的成长是在两种力量的对抗中:一方面仍然有父辈教育他们要良善,不要计较权力;另一方面已有母亲和其他俗众批判这样的父亲无能、缺乏男子气概。久而久之,孩子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变成折中性的人,一方面他们私下里爱钱,取悦女人;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被许可捞钱,所以显得相当吝啬,好战而注重荣誉。
  第三代人是更为露骨的寡头政治。这一代人完全堕落于财产,财产让风气变异、腐化。这一代人看到父亲作为军事领袖,却在某一天被政治审判或告密,财产全部没收,他们心中的荣誉感会立刻动摇,开始将财富当作唯一依靠,设法捞钱,只想致富和敛财。这形成一种风气,人们相互模仿,一个国家变成财富崇拜者,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法律规定政治门槛,将穷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国度最后会变成两个:一个富人之国,一个穷人之国,他们相互之间阴谋对立。这一代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在双重性格中生活。
  第四代人则是崇尚自由的平民政治。这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财富荫庇下,生活养尊处优,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都经不起考验,成了十足的懒汉。这个城市崇尚自由,充满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城邦里会有最多样的性格。这是所有制度中看上去最美的,五彩缤纷,如同锦绣衣裳。这样的城邦必然要求民主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最宽容。前一代人太爱财,尚懂得节俭,这一代人则充满不必要的欲望。他们心灵很容易革命,将廉耻说成怯懦、节制说成没见过世面。
  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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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之盛与城市之衰】
  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难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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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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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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