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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
士，而且盛行于整个东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
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
国家以外农民别无其他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
果还不能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　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
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
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

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　年2　月到9　月举行会议。
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
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
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
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马维茨所说，
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
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
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　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
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　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
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
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
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　年92　月14　日的“调整
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
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
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
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
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
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
接受它；从1812　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
1815　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　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
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　年9　月7　日，哈登堡已取
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
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
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
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
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
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
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
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
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
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
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
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
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接着他成了内务大臣柯楚
别伊的左右手；1806　年他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并曾随侍沙皇到埃尔富
特。从埃尔富特返国后，亚历山大要他起草一部宪法草案，并在1809　年在原
则上接受了他的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大管区，下设
若干县，县下设乡；各乡由土地所有人选出一个杜马；乡杜马提名乡政局的
成员和一个出席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直到推选出一个有权通过法律和
预算的帝国杜马；由一个对帝国杜马负责的内阁行使行政权；每个地方行政
区域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庭，法庭由元老院负责监督。沙皇还任命一个
咨询性质的帝国参政院。

可以看出，这个草案部分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斯彼兰斯基娶了一个
英国牧师的女儿，他从早年起就非常赞赏英国政治制度。他的草案原曾设想
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一院代表土地贵族；但是他很快认识到，俄罗
斯贵族既没有英国贵族的才能，也不具有英国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他所拟
议的地区划分、行政组织和法官选举，以及设立参政院和各部等等看来却透
露出法国的影响。相形之下更可看出，他拟议的社会改革甚至不值得称为草
案：它根本没有考虑解放农奴的问题，虽然现在商人也取得购置地产权，获
得选举权的土地所有人几乎全部还是贵族。亚历山大决定斯彼兰斯基的方案
只能逐渐地分阶段实施：1810　年他设立了参政院，1811　年设立各部；斯彼兰
斯基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规定公职候选人必须有大学文凭并须通过一项考
试。这样便使官僚机构得以建成；此项成果，与其看作是英国式的，不如说
是拿破仑式的，其实还是符合俄国发展需要的，因此它成为斯彼兰斯基方案
中唯一能垂诸后世的成果。即使斯彼兰斯基并没有丝毫触动贵族的种种特
权，贵族对他还是疑惧丛生；人们知道他在准备一个法典和一项关于犹太人
的法律。他既不得不整顿帝国财政的烂摊子，于是便加重税收并考虑开征所
得税，虽特权阶级也不能豁免，因此招致对他更多的不满。正如在普鲁士一
样，俄国贵族也把这些革新斥之为法国的影响；因此当对法战争迫在眉睫时，
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因为他同巴黎保持着通信关系，其实他这样作是奉沙
皇之命而且是为了沙皇进行“秘密”联系的。但是为了抵抗拿破仑，亚历山
大需要贵族的拥护，1812　年3　月29　日，他流放了他的这位朋友。
至于约瑟夫二世的君主国，它的政策的彻底改变博得反动贵族的喝采，
因为弗兰茨一世既固执己见又见识浅薄，不管什么样的改革一概拒绝。拿破
仑体制见之于奥地利者只有对自由思想的压制与警察恣意专横；但是这些并
非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因为比较地来说，拿破仑尚非蒙昧主义的顽冥不化之
徒，他还具有自由主义君王的形象。奥地利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是财政问
题。为了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奥国不得不把皇室的银器拿去抵押，并发行
强制公债；即使如此到1811　年还有一千七百万尚未付清；女婿拿破仑允许延
期偿付，而在罗马王诞生之际，又慨允延到1813　年7　月4　日之前偿付，后来
由于形势变化，当然他一文也未到手。为了应付国内的支出，奥国政府印发
纸币。奥多纳心力交瘁而死，继任的瓦利斯伯爵于1811　年2　月20　日宣布破
产：规定纸币以五分之一的价值兑换新币，而新币的价值又很快地一落千丈。
匈牙利的议会反对极为猛烈，以致奥皇不得不解散议会，并公然违反宪法实
行独裁统治。
反对法国的斗争因而从来没有失去其社会性质。在拿破仑的所谓盟国
中，旧制度下的贵族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看出，如果大陆体系
大功告成，这种地位必然难保；因此，贵族把拿破仑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
来欢庆。贵族把神圣同盟变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种保险公司；从今以
后，奥地利显然要成为领导这个公司的国家。
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自由主义
面对着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大陆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了他们的传
统。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再反对议会制度；除了在爱尔兰以外，他们不再继
续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并很有节制地实施1799　年的各项法案。托利党

人是皮特的门徒，他们在许多方面已仿效十八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站在英
国国教的立场上，然而他们也慎重对待非国教信徒；他们为暴发富户和杰出
军人晋封贵族大开方便之门，滥发勋奖，慎重地把大资产阶级纳入旧有贵族
之列。他们的社会政策同拿破仑的社会政策如出一辙，其要旨在于既保持等
级制度，而又不树立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并非不反对拿破仑的统治
制度，因为他们仍然珍视他们的宪政和自由主义的习惯，同时也因为他们固
然容纳一些新进的贵族，但他们力求使政权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大陆各国的贵族，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军功贵族，对自己的特权都是唯
恐或失，在他们看来，英国贵族未免接纳过宽，过分地使财富凌驾于出身之
上。象施泰因和斯彼兰斯基那样具有卓识远见，愿以英国贵族为模范的大陆
贵族，实属凤毛麟角。大陆各国豪门大族对于英国贵族善于牢牢掌握政权，
心羡不已；然而他们却与专制帝王和拿破仑本人看法并无二致，都认为英国
乃是政党政府软弱无力的例证。托利党深陷于个人争权夺利之中；这种争夺
既使卡斯尔雷和坎宁倒台于先，又使帕西瓦尔和韦尔斯利失和于后。1812　年
2　月，当威尔士亲王出任摄政并拥有全部王权时，果然不出所料任命辉格党
人入阁。威尔士亲王虽为摄政，但其本人道德威望不高，他的妻子卡罗琳和
女儿夏洛特则颇得人心。格雷和格伦维尔坚持要组成一党内阁；韦尔斯利退
出，5　月间帕西瓦尔遇刺身亡，政局混乱达于极点。那时拿破仑正向涅曼河
进军；英国举国上下深感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内争暂息。卡斯尔雷出掌外交
部，范西塔特随同出任财政大臣，还有巴瑟斯特，他们在利物浦勋爵领导之
下组成一个行将摧毁大陆体系的政府。9　月间议会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坚
决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仍须努力才能树立威望。
另一方面，大陆上有人怀疑，议会制政府是否能有效地维持旧制度。某
些征兆表明，托利党的优势地位迟早难保。因为当托利党人继续加强“谷物
法”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正明显地转向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
年青的皮尔已经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立场。在议会内，坚决反对“谷物法”
的惠特布雷德或是伯德特尚不足为患，因为辉格党的领导上层中如罗素、霍
兰、格雷等家族和派系都不支持他们。在议会外，由于团结在布鲁厄姆和西
德尼·史密斯周围的、在苏格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小组的活动，辉格党的实
力有所恢复。1802　年由杰弗里创办的《爱丁堡评论》和1807　年西德尼·史
密斯出版的《彼得·普利姆莱信札》风靡一时，以致在1809　年坎宁和索赛决
定创办《季度评论》与之抗衡。此时托利党改变政策而主张战争，辉格党则
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和平倡议，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