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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的心情和刚刚确立起的对戴高乐及其法德友好的信念交织在一起，使阿
登纳感到这次科隆贝之行幸运而又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回到波恩，阿登纳着手拟发了一份公报，公报采纳了同戴高乐相同的口
径：
“联邦总理和戴高乐将军在他们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如
下：
我们两人对许多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坦率的和诚挚的会
谈。我们两人深信，我们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认为，
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敌意，法、德两国人民必须和睦相处，
并肩工作。
我们确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是
欧洲一切组织建设的基础。同时这种合作有助于加强大西洋联
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必须加以组织，与此同时，这种合作必
须包括与我们两国紧密结合的其他西欧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合
作在重大的世界政治问题上有利于各国人民，并希望这种合作扩
大到尽可能乡的欧洲国家。”
戴高乐比阿登纳小十九岁，在科隆贝会晤时戴高乐六十七岁，阿登纳八
十二岁。两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个骄傲、清高，一个严肃、刻板；
一个充满了法兰西民族浪漫的理想主义，另一个则是德意志精明的现实主义
者。人们为他们这种迟到的友谊感到迷惑。也许这就是政治家之间惺惺相惜
的一种戳契！在科隆贝的会谈中，戴高乐与阿登纳曾有一次谈到年龄的问题。
戮高乐说，按年龄他比阿登纳年轻许多，而实际看上去阿登纳的体质和精神
都比他为好。阿登纳告诉戴高乐，这是长期以来紧张的政治工作所致。政治
工作能给人新的力量，将军可以很快感受到这一点。战后他刚开始工作时，
起先也以为胜任不了工作，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一旦戴高乐从事现在的工作，
就能立刻从工作中找到新的力量。
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戴高乐胜任他的工作直到1969　年4　月被迫辞职。阿
登纳说得一点不错，政治对他们俩来说是生命的源泉，在科隆贝第一次见面
时，双方都感觉到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两人在科隆贝结下的友谊对他
们今后政策的影响。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这次“会见是确证了我九年来始

终不渝地执行的政策”。戴高乐则不无感叹地回忆道：“从那以后直到1962
年，康纳德·阿登纳和我互相之间写信约40　次，我们互相之见面15　次，或
在巴黎、马利或朗布依埃，或在波恩和巴登一巴登。我们用了100　多个小时
进行会谈。或是秘密的、或是有我们的部长在场、或有我们的家属陪同。。
后来直到我的杰出的朋友去世之前，我们的关系是以同一步伐、同样的热情
向前迈进的。总的说来，我们之间所说、所写、所表达的一切都不过是使1958
年缔结的友好协定适应事态的发展。”
事实如此，法德关系因为这次历史性的会面而全面改写，阿登纳和戴高
乐一起把法德友好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

法德友好条约
我坚信，这项条约将被看作是战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条
约之一而载入史册。
我坚信，它将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欧洲，有利于世界和
平。
——1963　年1　月23　日签定德法条约时
联邦总理阿登纳发表的电视讲话
从科隆贝双教堂离开的那一刻，阿登纳便雄心勃勃、决心把联邦德国外
交政策的重心重新拖回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建设轨道上来。
前面有述，阿登纳一直把西德加入西欧一体化作为实现联邦德国对外的
政策目标的必由之路，而在西欧联合推进中，阿登纳又把德法关系作为其政
策的重点，但是，自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以后，阿登纳感到自己对第四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期望值太高，第四共和国本身政局的动荡也妨碍了它的政
治家们致力于欧洲联合的决心。此后，阿登纳加强了同美国的关系，强调欧
美联盟的重要意义。他同杜勒斯之间曾就国际问题看法达成广泛一致，联邦
德国的许多要求也多通过美国表达出来。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在赫鲁晓夫
频频发出的“和平攻势”之下，政策逐步在转化，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倾向于
同苏联缓和。美国的缓和论调与阿登纳政策所要求的对苏强硬立场之间的矛
盾冲突日益显露。阿登纳无法阻止美国想要固定德国分裂来同苏联搞缓和的
趋向，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的支点，以减少联邦德国对美国政策的依赖。
正是在这时候，戴高乐向他发出了重建法德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号。阿登纳的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法德合作与欧洲联合又再度被强调。
然而，尽管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局面，法国人也不再感
到德国迫切的威胁，但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仍然使得这种合作进行
起来困难重重。在科隆贝双教堂，阿登纳和戴高乐都认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
“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必须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
法的利益所在与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看法的区别，为两人理
想中合作关系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想为德国和法国
在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最佳位置，这个位置除了两人认为得让各自
国家立足于联合强大的欧洲之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更多共同点。
从对美国的认识来看，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不满，但
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
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
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
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
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
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
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
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
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发来
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
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
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
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
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
地位的提升；而将法国纳入欧洲则意味着法兰西伟大的被抹杀以及法国从原
来超越欧洲地位的下降。有鉴于此，阿登纳呼吁超国家的联合——“欧洲合
众国”；而戴高乐则只主张”多祖国的欧洲”或“各国家的欧洲”。
联邦总理与法兰西总统之间的分歧曾以两人含蓄的对话表现出来。
阿登纳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以宏亮的声音说话，却没有躯体。”
戴高乐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有躯体，却容许它装上美国灵魂。”
尽管如此，戴高乐那“富有使命般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使阿登纳惶惑
不安，戴高乐那种“对欧洲近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又令阿登纳着迷。人们
对阿登纳在这时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分歧重重的法德关系上感到非常不
解，许多人认为处于如此危险国际关系中的联邦德国应更注重于修复它同美
国的关系。这时候在联邦政府内部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派”和“大
西洋派”外交政策的辩论。“大西洋派”着眼于西德的安全利益，倾向于对
美而不是对法作出让步、改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以
及后来的外交部长盖尔哈特·施罗德等人。但欧洲派的阿登纳则认为法德关
系是德国立足欧洲最重要的保证，他下决心要与戴高乐走在一起。年事已高
的阿登纳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法德和解以一种持久的、不因人而异
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即使在他下台之后，法德友好政策仍能一如既往得
到贯彻。
促进法德关系走向密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欧洲政
治联盟”的倡议。这符合阿登纳长期以来的梦想。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成立
之时，阿登纳一直坚持要把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1960　年
5　月，美苏首脑会谈由于美国“U　一2　飞机事件”而宣告破产后，夏天，戴高
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阿登纳积极响应了这一建议。7
月初，戴高乐致信阿登纳，建议举行法德首脑会晤。
1960　年7　月底，阿登纳与戴高乐的会晤在朗布依埃举行，为期两天，戴
高乐提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政治组织的计划。阿登纳颇为兴奋。戴高乐
特别提出应建立法德之间有组织的合作，在这一点上阿登纳也深有同感。两
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法德两国应进一步协调政策。双方确
定：法德首脑会晤应当三个月举行一次，部长们也应经常会晤接触，以便在

有关两国的一切重大议题上确定共同的态度。
朗布依埃会晤推动了六国共建欧洲政治联盟的决心。在法德共同倡议之
下，1961　年2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与会六
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进行讨论。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六国
政府代表组成的研究委员会，为下届首脑会议拟订出一个有关建立政治合作
组织的具体建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法国大使富歇担任，这个委员会而
因此被称为”富歇委员会”。
同年7　月18　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及政府首脑再次聚会波恩，商议有
关发展欧洲政治合作问题。六国一致决定举行定期的政治协商，“以便交流
观点、协调政策、统一认识，从而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及加强大西洋联盟”。
六国发表了“波恩声明”，并委托富歇委员会为欧洲政治联盟拟定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