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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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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德·阿登纳语
“明日犹如往日”
他说：‘明日犹如往日！”
我悲伤地久久凝视。
看着他举步走下山来。
他的面颊如此红润，
他的目光眺望远方。。
勒恩多夫的书房里，阿登纳坐在安乐椅上，对着窗外莱茵河的雪色，轻
轻地吟出了这首叫做《何日君再来》的小诗。
这是1963 年圣诞节前的周末，阿登纳正在审阅送礼的名单，看看他是否
遗漏了谁。每年圣诞他想到的都是这些人。莱茵河岸上已经积盖了一层薄薄
的白雪，彼岸的罗兰兹博根在昏暗的暮色中若隐若现。一艘艘拖驳船神秘地
向前移动，消失在莱茵河谷那模糊不清的景色里。阿登纳说，他不喜欢雪，
下了雪，万物毫无生气，使他伤感。拖驳船发生阵阵低沉的号声，增添了忧
郁的气氛。
离开权力的顶峰已经有一年多了，阿登纳常常会生出一些忧郁的感情。
有时他沉思，有时他会吟出一些忧郁的诗句。
1963 年秋天的那一幕有时会浮现在他的脑际。
1962 年秋，《明镜》报的所谓“法莱克斯”报道揭露了联邦德国防御系
统的某些弱点，警察发动了一次午夜行动抄了《明镜》周刊办公室，并且在
汉堡逮捕了周刊出版人鲁道夫·奥格斯泰因等人。结果却抓错了人。警察搜
捕是因为得到情报机关提供的错误消息——认为奥格斯泰因可能是苏联特务
——而造成了这次错误行动的。与这件事直接相关的是国防部长施特劳斯。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借机而发，鼓动公众舆论，将矛头指向阿登纳，攻击政
府触犯新闻自由。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推动下，《明镜》事件转变为一次
真正的政府危机，自由派司法部长辞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下台也不足以平
息事态。最后，阿登纳在一片滥用权力的抗议声中不得不引咎辞职。
1963 年10 月15 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中作了最后一次演说，离开了他
工作了十四年的绍姆堡宫。
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自1958 年柏林危机以来内政外交危机的总爆
发。
为了使这位昔日的联邦总理习惯于他离休后的生活，辞职后不久，阿登
纳身边的人就建议他到卡德纳比亚去休假。阿登纳犹豫再三。因为阿登纳一
向喜欢卡德纳比亚，他身边的人希望这里和煦的太阳、清新的空气，以及阿
登纳最爱玩的意大利滚木球，能够将他与波恩的政治空气隔开，习惯并享受
去离公职后的生活。
卡德纳比亚到处是阴沉苍翠的柏树，长着节节斑斑的老橄榄树以及树叶
光亮如镜的月桂树，一派田园生活的景象。春天的阳光格外明媚，阿登纳经
常外出散步。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并不富裕，但却生活得恬静而安详。房子的
墙头大多装饰有彩色的圣像，阳台的铁栏杆构有美丽的图案，到哪里都能望
见垂吊的淡紫色的豆花，令人感到有浓浓的乡土气。阿登纳常常从那条阴沉
沉的小石巷走过，常看到周身着黑的老妇人，也遇到神态倔强、皮肤晒得发
亮、干活的男人，所有人都友好而亲切地向阿登纳致意：“联邦总理先
生。。！”他们都习惯于看见他，因为他常来，也习惯于他旧日的称呼。
科摩湖畔美丽的自然风光让阿登纳的心渐渐有些平静下来。德意志出版
社和阿歇特出版社跟他约了稿，订下了他回忆录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版权。回
忆往事、写回忆录，成了他在卡德纳比亚的工作，但这个工作的进展却很慢。
阿登纳的心还想着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仍然担任着党的主席。尽管很
多人觉得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只是个象征性的荣誉地位，但是阿登纳
并不这么认为，新闻界对这点也有同感，他们还是积极地追踪报道他。悠闲
的隐居式生活，阿登纳从来没有想过。到卡德纳比亚来，他只想散散心，忘
掉那些不愉快的事，积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
1964 年秋，阿登纳回到波恩。当他从瓦恩机场走下飞机时，受到基督教
民主联盟要人们的欢迎。他容光焕发，皮肤晒得红红的，显然卡德纳比亚的
阳光使他重新焕发了精神。新闻记者们团团围住了他，在镁光灯此起彼伏地
闪烁、聚光灯炫目地对准他时，他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他畅谈了自己回忆
录写作的进展情况，非常自信地表示他将以旺盛的精力和斗志重新投入波恩
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中。
转瞬之间，那令人难忘的卡德纳比亚又被置诸脑后了。他焕发出昔日雄
风，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
阿登纳回来后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举行预算辩论、基
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会议、与国内外政治家的会谈。。
回到波恩的第二天，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
鲁晓夫被人赶下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西方各国，事先没有一点征兆。——
“俄国真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阿登纳评论道，“一切都是那么捉摸不
定！既然他们能用这种手法干出推翻赫鲁晓夫这样的事情来，那么一切的一
切又会如何发展，还有什么主意打不出来呢？”他越发感到他对俄国认识的
正确性，这件事再度成为他向联盟党和德国人阐述对苏强硬政策的最好注
释。
阿登纳对西方国家中有人对赫鲁晓夫的同情感到无法理解。柏林墙一再
有人被枪杀都已经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现在竟然去为赫鲁晓夫一掬同情泪，
简直滑稽、荒谬。他说：“一想到去年（1963 年），我今天还要发火！西方
简直没领会到俄国粮食危机所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简直不了解！1963 年夏
秋两季，这个人不是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地步吗？西方本该换取俄国人同意
实行真正有监督的裁军并结束柏林的烦恼，可他们退缩了，一个多么好的良
机失去了！”显然，说归说，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接替他的艾哈德正在积
极修复同美国的关系，他可不愿因为阿登纳而得罪了美国人。
对俄国人的警惕和与法国人的友好，仍然是阿登纳时时告诫基督教民主
联盟党内的重要问题。同时，他也不忘记随时为他的党和他的主张作最有效
的宣传。他与新闻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对艾哈德的不满仍然在继续。1964 年7 月，戴高乐将军访问波恩，受
到艾哈德政府的冷遇。阿登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艾哈德不仅冷落了他的朋
友，而且完全偏离了他所确定的法德友好的路线。1964 年10 月，《星期日
图片报》为即将到来的联邦议院选举采访了阿登纳。他借此大发一通。第二
天，一篇大字标题为《艾哈德对此无能为力》的报道，引起了基督教民主联
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议院议会党团内部一场哗然大波。
记者采访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北莱茵——威斯特伐伦、莱茵兰——法
尔茨、萨尔等地方选举中失利揭开话题的。
记者问：地方选举以后，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出现了紧张
气氛。请问有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股逆风从何而来？基督教
民主联盟能刹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挺进吗？”
阿登纳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升的趋势，表明了对联邦政府
工作的不满，也是对联邦政府中执政党工作的不满。如果我说情
况不是这样，那显然是愚蠢的，。。您想想历史上的几次反复吧！
根据我的经验：德国人民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领导，如若不
然，他们就感到不满。我对竟选颇有经验。德国人民宁愿喜欢强
硬的明朗态度，而不喜欢软弱的不明朗态度。。如果本届联邦政
府和联合执政党真能果断、灵活和坚定地进行工作，同时能作出
成绩来，那么，两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前景并不会坏，这些确实
是先决条件。
记者问：那您是否在考虑什么具体的事情？
阿登纳一笑：我考虑的事情多着哪！
记者追问：是考虑外交政策，欧洲经济共同体吗？
阿登纳道：我在考虑整个社会领域，这方面一直占很大的份
量。但我也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认为，外交形势方面，特别是对联邦共和国来说，还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局面：在苏俄，竟能秘密准备并搞出像推
翻赫鲁晓夫这种更班换马的事来，而对此竟没有一个国家的大
使，没有一个情报机关，没有一个记者事先能得到点滴消息，这
确实反映了一种危险性，如果再考虑到俄国拥有核武器的话，足
以使人不寒而栗。同时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怎么样呢？
英国人、戴高乐对此将持何种态度呢？所有这些我们都不清楚。
记者插问：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是吗？
阿登纳语气坚定地肯定：永远保持警惕！
记者转而又问：您对戴高乐总统很尊敬，但他为什么会制造
这么多的麻烦呢？现在他跳了出来，和俄国人签订贸易协定，对
莫斯科如此曲意逢迎。戴高乐不是以抵制欧洲经济共同体、甚至
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威胁吗？
阿登纳答道：我认为戴高乐的这一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今
年7 月他在波恩受到联邦政府冷遇有关。像戴高乐这样一个人
物，不论是从他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来考虑，还是从他的全部性
格方面来看——对他的性格我有所了解，显然都是不能容忍这一
点的。
记者问：其中也有个人的恼怒起作用吗？
阿登纳说：您对戴高乐不能这么讲，再说，他和德国结下了
友谊，而这是其他法国人所没法办到的。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
法国的利益，并不是对我们有特别的好感。好感在外交政策中是
不存在的，而是本国的利益，即法国的利益起着作用，因为欧洲
的局势由于苏俄的侵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两个国家又是邻
国。现在戴高乐突然感到德国经常找麻烦，这点我是根本不理解
的。
记者问：您相信戴高乐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是否可能出
现巴黎——莫斯科轴心？
阿登纳回答：对，肯定的。但这与戴高乐毫无关系。戴高乐
也不会长生不老，在法国，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
也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党。
记者试探地问：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趁戴高乐还健在的时
候，尽量争取时间，是吗？
阿登纳肯定答道：是啊，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好趁戴高
乐还健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巩固。这对我们确实是
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多项外交政策必须着眼于此。
可以想象阿登纳的这次公开谈话得罪了新总理艾哈德，也得罪了联邦政
府里所有的人。阿登纳捍卫了他自己的观点，也热情维护了他的朋友。对这
个拥有崇高声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
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的预言完全正确。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
因于选民的拥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
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
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
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
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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