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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清华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学联常会。6月27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学联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演讲，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演讲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革命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运动：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国民党，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派，一个政府”。

而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国民党政府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正式提出要“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拥护国民党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国民党是为了要求“民主”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精神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抨击西南联大当局“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政治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批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民主、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拥护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精神罢了！闻一多政治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学生运动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学生运动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梁实秋：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读书，后来又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人物，“五四”时大多是热情的参与者。但梁实秋是个例外。他在“五四”时并没有足以为后人提及的个人行为，后来关于“五四”的评论也颇有批判的意味。从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窥见梁实秋作为“新人文主义者”的轨迹。

梁实秋于1915年考入清华，当时的清华还只是“留美预备学堂”，僻处城郊的海淀，纪律严明而且重外轻中，　“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清华八年》，下同）。“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清华学生和外界，和城内学校的联系都不太多。因此“五四”当天，并没有清华学生参与游行。

但是清华并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的梁实秋，对清华内部的状况，也同样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实秋自小家庭规范极严，他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坚持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但梁实秋对充斥清华的对中文的轻视不能无所感触。清华当时上午上用英文讲授的课，下午上用中文讲授的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街头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大队进城了。在前门外珠市口，梁实秋所在的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开始讲演。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梁实秋开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运动开始后，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这让从小在守礼不移的旧家庭长大的梁实秋非常不满。

正如梁实秋所说：“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五四”之后，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开始向学校要求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对这种经历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对此梁实秋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总的评价是：“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对闹风潮的反感自不必说，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求知的狂热”，梁实秋在日后回忆起时也不无微辞：“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梁实秋的口气，倒好像他只是五四运动的一个观众，而并非身处其中的热血青年。　　

拿饭来换学问！
湖北有三峡，有黄鹤楼，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没有翻查《历代文学家大辞典》，但这应该是事实。清末的一天，陈独秀在东京访章太炎，就提到这个问题。陈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这两省，不用说，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脚指头都数不完。可是它们的邻省湖北———那会儿还没有“武昌首义”，谁知道黎元洪黎菩萨？何况谈的是大文人。

不料纸壁那边有一个声音咆哮起来：“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未必就不是我！”

说话的，是湖北蕲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黄季刚。

古文字研究到现在，一共有两大宗，一是“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一是“章黄学派”，章太炎、黄侃。黄侃和他老师一样，早年是革命家，民国后才废政从学。今日硕儒，当年游侠，正是那代学者的独有风神。

章太炎是“章疯子”，黄侃呢，也是个“妙不可酱油”的人。

他进北大，比蔡元培还早。蔡元培长北大后，章门弟子很是得意，什么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朱希祖，钱玄同。可是黄侃跟他们都不同调。他看不惯北大聘吴梅来教戏曲，认为简直是丢北大脸，他更看不惯新派教师（主要是他的同门）围着蔡校长转，骂他们“曲学阿世”———这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外号，叫“世”。当然，他最看不惯胡适之的提倡白话。胡适说白话文“痛快”，他就说“喝醉了酒被刀子砍头最痛快”。

他看得惯谁呢？刘师培，这个先出卖革命派，又参与筹安会拥袁的“民国罪人”。刘氏三代治经，可是就快没了传人。为了让刘氏经学能传下去，黄侃毅然跪下磕头，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岁的刘师培为师。“士大夫耻相师”是自韩愈写《师说》时就有的风气。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黄侃这个头，磕得古往今来多少人汗颜！

黄侃在风气一新的北京毕竟待不惯。五四运动后，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营南京。在中央大学的黄侃，不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他的学问传了下来。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这顿饭学生请没请，于史无征。有人说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我倒觉得，季刚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知识有它自己的尊严。反过来看，黄侃磕头拜师得来的学问，为什么就不值一顿饭？

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　　

我为什么热爱鲁迅
鲁迅的伟大是公认的。从前的定评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头一项不大提起了，而对末一项，则是连他的敌人如陈西滢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称鲁迅与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对颠扑不破的重镇”，而在汪曾祺看来，中国现代至今的散文无非是两条路：鲁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冲淡。说文学家的鲁迅是自中国有白话文学以来数一数二者，大约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对鲁迅的诟病主要来自他不计其数的笔战对手，前些年又鞭尸似地被某些海内外“精英”翻炒过一阵。总括起来大致有三：一曰峻急，二曰刻薄，三曰多疑。

鲁迅对社会和人的批判确乎颇不合时下流行的“宽容精神”，但这种并非为了要报私仇或快速成名的峻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