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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帝国风云-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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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和众人用心聆听，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蓝就询问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释做补充。虽然薛德音离开中土也有三年时间了，但最近他与崔逊频繁见面，以他和崔逊之间的关系，想必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苏定方当然听不懂突厥话，但他看到伽蓝等人都围着地图认真商讨，知道自己此举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会承情，而苏氏或许就能借助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条“大船”。苏氏一旦上了这条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础，不敢说苏氏实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码自保足够了，将来皇帝率几十万府军南下平叛，掀起一场惊天血雨的时候，苏氏或许就能逃过那场杀戮。
信都郡的冀城刘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们的祖辈是大汉帝国的皇族，但大汉帝国威震四海，刘姓天下为尊，就连匈奴人都被赐以刘姓，而自五胡南下祸乱中国后，以刘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累及刘氏声誉，导致刘氏只能在山东世家中位于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学分裂，经籍散亡，天下学子求师无门，尤其拓跋魏国败亡，导致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后，儒家北学坠入低谷，而偏偏这个时候，山东地区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当、刘智海、刘献之等人，也陆续辞世，于是，师从这些前辈宿儒的冀城刘氏家族的刘焯、刘炫就因为出类拔萃、秀出其间而脱颖而出，取代了先贤们的地位，成为后辈学子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者纷至沓来，不可胜数。
在高齐时代，两人没有入仕的机会。帝国开皇初年，刘焯、刘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帮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关陇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职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统之争，遭到蜀王杨秀的百般羞辱，刘焯被流配戍边，刘炫给其当门卫。杨秀废黜后，刘悼、刘炫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尤其是今上继承大统后，两人官拜云骑尉、旅骑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随着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刘悼、刘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牺牲品，双双罢职。
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然而，自魏晋以来，儒学已经衰落数百年，积弊已久，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复兴？而儒学的复兴，名义上是政治需求，实际上就是帝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手段，这里面牵扯到帝国中央和世家权贵、儒家和佛道两教、门阀士族与普罗大众等等各势力、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学复兴之路异常艰难。
首先就是南北儒学的融合问题。中土分裂为南北两朝，儒学也分裂为南北两派。南派重在简约，得中土儒学之英华，而北派重在深芜，穷中土儒学之枝叶。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侨姓王、谢、袁、萧和东南吴姓朱、张、顾、陆为代表，北派则以山东五大一流世家王、崔、卢、李、郑为代表。也就是说，关陇无儒学，但儒学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在利益上的妥协，现在主持儒学融合的关陇贵族集团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学融合之外，其利益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学融合之艰难。
其次就是儒学几百年的衰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学问研究得越深，距离仕途也就越远，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没有地位。
几百年来的中土是门阀士族政治，门阀士族控制着南北两朝大小王国的兴衰和更替，门阀士族控制着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门第，是郡望堂号。比如你是学识渊博的大儒，但你出身寒门，那你“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就轮不到你了，你天生就没有那个资格。反之，你是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你是中土第一高门崔氏子弟，那你就拥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至于能否入主台阁或者主宰中枢，那当然也要看本事。
既然如此，世家权贵的子弟们还需要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吗？既然如此，寒门出身的莘莘学子们通宵达旦经年累月地钻研学问又有什么意义？
几百年前是“学而优则仕”，儒学就是学子们的“金饭碗”，所以儒学不断发展，现在是“学而优则贱”，儒学等同于“贫困”，儒学还如何发展？如何复兴？
开皇初年，先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但因为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而这一问题竟然始终得不到解决。之后，朝廷干脆取消了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既牵扯到儒学南北派系谁融合谁的问题，也牵扯到三大世家权贵集团子弟谁占据官场席位最多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利益之争。
先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尤其崇佛。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先帝以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为借口，下诏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七十。但就在同一天，先帝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的助佛排儒，于是儒家复兴的脚步再次停顿。
今上继位后，锐意改革，重置学校，重兴儒业，设明经，以科取士，但在世家权贵保守派势力的阻挠下，成效甚微，至今没有任何办法来迅速改变儒生士子的身份地位，这导致中央和儒家士子之间的矛盾越来激烈。山东叛乱迭起，规模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山东儒家士子们的支持，很多人干脆投身其中，为叛军出谋划策，试图借助暴力手段改变自身的困窘处境。
在河北这块地方，高鸡泊和豆子岗的叛军队伍里就很多儒家士子，有些人甚至就是叛军的领导者，而这些寒门出生的儒家士子大多出自冀城刘氏之门。
傅端毅和薛德音的这番解释，给西北人透漏了几个明确的讯息。
关陇人对山东人的遏制是全方面的，为了阻止山东人借助儒学的复兴而东山再起，关陇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连帝国的儒学复兴大计都在他们的操控下变得面目全非，不但无助于帝国儒学的发展，反而推动了儒学的倒退。
刘焯、刘炫应该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儒，应该是帝国儒学复兴大计的领军人物，然而，他们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了三大世家权贵集团角逐厮杀的“武器”。由此可见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恨，在黄河流域统一三十多年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
冀城刘氏的很多门生子弟都参加了叛军，由此可以推测出，河北叛军的背后有着很深厚的世家背景，而河北目前的这种局面，放到关陇人和山东人激烈厮杀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推衍出河北人切断永济渠粮道的决心。形势对西北人来说非常不利。
这份地图可以确信是真的，苏定方的帮助也是有诚意的，但苏定方之所以伸手相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北人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希望，所以他来赌一把，看看能否发生奇迹。当然，也有可能是得自游元的授意，以确保把西北人推上战场。
就在伽蓝、傅端毅和西行等人低声交谈的时候，薛德音忽然想到了什么，走到苏定方面前问道，“可知刘炫先生现在何处？”
薛德音的这句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随即停止交谈，侧耳倾听。
“听说先生在平原。”苏定方倒是没有隐瞒，知无不言，“贼帅刘黑闼是刘氏旁支，说起来也算是先生的后辈。”
大儒刘炫在贼帅刘黑闼帐内。刘黑闼是冀城刘氏子弟。伽蓝暗自感叹，怪不得刘黑闼在窦建德死后还能拉一帮人再举大旗横扫河北，原来他是冀城刘氏子弟，而刘氏的门生子弟当然愿意为他卖命，与关陇人血拼到底。
“可知衡水孔颖达？”薛德音又问道。
衡水孔氏也是信都郡的世家之一，苏定方自是知道，当即点头，“孔先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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